油价历届调整情况表-历次油价调整与零售价一览表

1.什么情况会导致世界经济崩溃?

2.奥运志愿者

3.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

4.北京志愿者需要干甚麽

5.请问谁能介绍一下墨西哥革命?

什么情况会导致世界经济崩溃?

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历史进程

自19年冬季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无数的文章和报道在多数情况下未能在全球背景下把握这次亚洲金融危机，因而也就没能强调以下事实，即此次亚洲金融危机只是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一环。为了理解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规模和深刻原因，仅仅回顾和研究近几年的是不够的。现在全球危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30年前，牵涉到整个战后的金融和经济史。

在我们的研究中，金融危机的产生可以回溯到不迟于60年代中期，当时西方经济政策中的某些根本性转变开始渐露端倪，首先是在英国，后来又传至美国。世界金融危机的第一个公认的症状是导致1967年英镑危机和1968年美元危机的通货不稳定，它还最终在11年8月彻底瓦解了布雷顿森林金本位制。这个病理过程在70年不断深化，导致了80年代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投机泡沫的出现。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金融泡沫在全球侵略性的扩张以及所谓的“衍生市场”的兴起，全球金融体系的沉疴进入“晚期”，此时的金融体系已是注定要毁灭的。

战后历史的若干个阶段

将二战后时期分为两个主要阶段和一个中间阶段对我们的分析工作是很有用的。第一个时期是战后重建和发展时期（1945～1963）。从1964年至1966年是一个过渡阶段，其间在西方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经济社会政策转变。从1967年至今是第三阶段，这是全球金融和经济体系不断劣化并最终导致今日严峻危机的30年。

1、战后重建和繁荣发展的时期（1945～1963）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对健康的、实物性的经济增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这包括：战后欧洲（特别是欧共体的西德、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经济重建和复兴；美、苏两国强劲的工业和技术进步；许多所谓“第三世界”国家，如中国、印度和部分南美国家，有了真正的经济发展。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大经济集团都以人均实物产出的增长为目标，而达至这个目标的途径也都是对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等资本密集型项目进行大规模投资。

这段时期，在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议和其他相关安排的保证下，货币相对稳定。这些安排包括：相对固定的货币平价，金本位支持下的美元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以及相对严格的货币银行管制。贸易协议准许通过合理的关税、补贴、价格支持、支持贷和税收政策等多种手段保护和扶持本国生产者，在食品和关键工业部门尤其如此。一般而言，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的不鼓励投机，而是鼓励在基础设施、工业和农业领域进行公私投资。它们的政策强调高技术资本品的生产和人口科学素质的提高。金融利润主要产生于实物的制造和贸易。结果就是整个金融体系有真实的实物经济作强大后盾。

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使美国带着种种问题进入了战后世界。罗斯福的战后政策是消除英、荷、法的殖民体系，与苏联、中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开创一个世界范围的工业发展时期。1945年4月罗斯福的突然去世之后，继任者杜鲁门的经济政策没能利用美国在战争期间建立起来的高水平的工业去帮助战后世界的发展，反而带来了1948～1949年的经济衰退，这是战后一系列经济衰退中的第一次。1954年，艾森豪威尔试图以信贷扩张的手段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在短期繁荣之后，这项政策从1957年起引发了另一次严重的金融衰退。

当时还是一名工业咨询人员的林顿。拉鲁什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特别注意到1957年的衰退作为战后经济“转折点”的重大意义并得出结论说，除非改变当时流行的经济政策取向，否则西方经济就会向一系列国际货币危机发展。他预言这种危机将在60年代末爆发。

拉鲁什评论说，艾森豪威尔的信贷扩张已导致了不健康的消费信贷“泡沫”——特别在汽车销售方面——而没有刺激对作为工业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之基础的资本品的投资。在美国工业发展处于阶段性停滞的条件下，凯恩斯学派用大规模信贷扩张刺激经济的方法加剧了浪费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增长，以及行政和销售人员的不必要的增加，从而加速了对短期利润的追求。这增加了经济中每单位实物产出的整体成本，而以工业技术进步为前提的生产率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此，信贷的扩张伴随着美国经济实质效率的下降。在西欧各国工业制造能力迅速扩大的同时，美联储的政策导致了美元对西欧货币的快速贬值。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1957～1959年经济衰退的根本性政策错误，西方将以一种极其错误的方式处理即将到来的货币危机，并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事实证明他的预言完全正确。

然而，在危机间歇期内美国经济在肯尼迪（1961～1963年）领导下曾有一次相当正确的政策转向。肯尼迪实施的税收政策鼓励工业企业投资于新技术，从而提高了生产率。这与肯尼迪的载人空间（最终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和高科技军事是紧密联系的。这些都是通过投资来推动技术发展和扩大、改进科学和工程人员教育。这些政策与阿登那、戴高乐时代西欧持续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和技术发展一道，保证了大多数西方国家相对较快的现代化和技术创新。

2、过渡阶段（1964～1966）

不幸的是，肯尼迪于1963年11月22日被杀。在继任者林登。约翰逊和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领导下，以前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发展政策被抛弃了。鼓励投资于生产性部门和新技术的各项政策被一步步废除。新的政策取向是创造消费品和非生产的巨大膨胀，从而在中短期内取得较高的倾向回报率。尽管肯尼迪政策的某些正面因素持续到1967年，他的遇刺标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经济后果的政治转折点。理解这次政策转变的根本性内涵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美国。直至60年代初期，人们仍理所当然地认为，美国繁荣、财富和力量的源泉在于其工业、农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传统的“美国体制”总是倾向于让国家鼓励对科学和技术进步进行长期生产性投资，支持大规模基本建设，扶持新兴工业部门并以“保护主义”政策培植国内生产。即使进入60年代之后，美国人仍普遍认为如果准许所谓“市场力量”遵循货币收益最大化原则，不受干涉和调节地统治整个经济过程，那么任何工业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为了保持一个现代化的，以科学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工业经济，必须起积极的作用：它必须经常介入以保持长期投资的生产性导向，控制投机和浪费，限制“市场力量”的以长远公共利益为代价的短期利润取向。相似的国

民经济原则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工业发展中也被用，成为这些国家战后重建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之下，使于约翰逊并为其后历届美国所继承的经济政策转向，其实质是对于传统的工业经济的“美国体制”的彻底抛弃。这个根本性的政策转向反映在开始流行于60年代中期的“消费社会”或“后工业社会”等概念上，这种驱使从英美逐渐传播到其他西方工业国家。

许多人认为既然美国有全球最大最有力的经济，又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它一定应该对近几十年来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负主要责任。不过，尽管“金融癌症”的传播与美国近30年的经济金融政策息息相关，但上述说法至少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首先，传统的美国工业体制本身就是近30年“金融癌症”的最大受害者。同在美国海外广泛流传的神话相反，比之于60脑袋，现在美国经济的生产基础要弱得多，美国大部分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准和教育文化水准也要低得多。19年，已有超过100万个美国家庭宣布破产。所谓“信息社会”带来的经济繁荣的表象将我们的注意力从以下事实引开了，即美国经济事实上已不能在实物层次上满足自身的需要，它必须依赖于工业设备和消费品的大量净进口。美国19年的实物贸易逆差大于1980亿美元。

其次，对于更广泛历史背景的详细研究毫无疑问地证明：最终导致“金融癌症”的那些政策并不起源于美国。这些政策要古老的多。它们起源于英帝国，后来被那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通过所谓“亲英的东海岸权势集团”进口到——或更准确地说，几乎是像殖民地一样强加于——美国的。这些英裔美国金融寡头总是与传统的“美国体制”作对，而且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同英国王权及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一部美国史就是亲英的、寡头的倾向与传统的共和倾向斗争的历史。在本世纪初，代表传统“美国体制”的麦金利总统被暗杀，亲英的西奥多。罗斯福上台，这意味着英裔美国寡头集团事实上已经接管了美国。然而，“美国体制”集团的影响一直保持到50年代，甚至更久。原因之一就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出于军事和其它因素的考虑，认为仍有必要保持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可是，在著名的英国贵族伯兰特。罗素所主张的战略教条的影响下，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罗素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无限进步造成了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其表现形式就是核武器。只要主权国家能自由地发展其科学研究和工业能力，他们总能造出核武器。因此，罗素及其追随者认为能使世界保持安全的途径是：①消除国家主权以有利于建立一个“世界”的专制权力；②停止工业化的扩散，限制获取工业技术；③消除科学和技术进步本身，至少将其置于严格控制之下。

罗素政策的第一个突破是1958～1959年美苏在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领导下所达成的协议。尽管这些协议对西方经济政策的深刻影响只是在几十年后才充分显露出来，它们当时就已极大地推动了放弃广泛的科学和工业发展政策，而开始取所谓“后工业社会政策”。

至60年代中期，局势已很明朗，英裔美国权势集团已完全接受了罗素的政策并开始转向“后工业社会”。从那时起，寡头集团已或多或少地控制了美国经济、金融和外交政策达30年之久。

世界金融体系30年的癌症（1967～19）

过渡阶段结束于1967年，当时一系列爆炸性的金融危机正如林顿。拉鲁什所预言的那样开始。后来的历史表明60年代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危机决非暂时或周期性现象。从战后初期卓有成效的“美国体制”政策所作的根本性转向，为世界经济种下了致病的癌变基因。

在这30年历史进程中，金融体系的疾病经历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都以各国和组织不得不面对和应付的危机为标志。历史表明，在每一个关键转折点上，所取的决策总是使问题更为恶化，并为下阶段更严重的危机准备了条件。这些决策的共同重点在于：对由不数据增长的债务“泡沫”和投机性金融资产引起的问题，它们总是试图通过牺牲越来越多的实质经济来“喂饱”泡沫的方式加以解决，与此同时它们还成功地为这些泡沫的增长清除各种壁垒。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和主要组织的这种非理性、自我毁灭式的行为，构成了过去30年经济史最重要的特征。很明显，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及其之所以被容忍了这么久的原因在于一些植根于国家和组织的思维习惯深处的错误。

在本文余下的部分中，我们将把注意力集中到世界经济的“金融癌症”发展的几个关键点上。我们将特别关注在不同的阶段各国所取的行动及其影响。

转折点一：1967~11年货币危机和经济政策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转向

我已描述了1964~1966年的根本性政策转变是如何与越战引起的通货膨胀及其它因素一起，为始于1967年英镑危机的一系列货币危机准备好条件的。不幸的是，对1967~11年货币危机的反应没能使经济政策转回到健康的工业发展上来，而后者本来是能够稳定美元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在助理财政部长保罗。沃克尔、乔治。舒尔茨、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他人的建议之下，先是约翰逊在1968年3月，后来是尼克松在11年都发出了让金融体系与真实经济“脱钩”的信号。

1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决定停止以黄金支持美元的地位。这给战后布雷顿体系下的货币稳定划上了句号。它为洪水般的金融和商品投机打开了闸门，为通向“浮动汇率制”铺平了道路，削弱了良性的长期，增加了国际性长期投资与贸易的风险。

与金本位和固定货币平价的废除相伴，美国的政策使美元加速流向“离岸市场”，在那里没有对利息的限制，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相当大的一部分外流美元涌入了英联邦国家，这是以伦敦为中心的所谓“欧洲美元”市场的开始。

到19年，已有超过1/3的美元在海外流通。这些钱成了离岸欧洲美元银行根据“凯恩斯乘数”进行信贷创造的基础。由于美国国内银行的潜力仍被美联储的政策所限制，不断增长的欧洲美元信贷开始通过加拿大等离岸中心市场流入美国银行体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欧洲美元信贷泡沫”的增长成为美国和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美国金融政策越来越成为海外美元市场的“囚徒”。

转折点之二：13~15年的石油冲击

西方的政策不仅没有设法使“美元泡沫”，包括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受到控制，反而以不断增加的流入量使这个泡沫越鼓越大。在70年代中期石油冲击的帮助下，泡沫以世界经济的发展为代价迅速膨胀了起来。毫无疑问，油价的大幅上涨是英美权势集团掌握的大银行和石油公司以人为的方式策划和哄炒起来的。油价陡涨四倍制造了新泡沫，即第三世界债务泡沫，同时也是英美银行和石油卡特尔对世界工业经济的掠夺。

这些虚的债务没有被冻结或一笔勾销。达到高利贷水平的“浮动利率”和不断发出新用于还旧（即所谓的“滚动还债”）还使这些债务泡沫迅速扩大。这种政策同IMF 从80年代开始强制推行的管制政策一起，将大多数发展中经济推进破产的深渊，而且极大地限制了工业国家高技术资本品的出口。

70年代后半期，金融癌症已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林顿。拉鲁什和他的合作者提出了一项可行的替代政策方案，并在各国和组织中广泛传播。拉鲁什关于成立“国际发展银行”的建议目的在于重建新的金本位制，进行大规模基本建设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这个建议于16年被提交联合国大会。

稍后，法德两国对卡特政策的破坏性经济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的抵制在18年达到高峰，在这一年它们决定建立欧洲货币体系（EMS ）和欧洲货币基金（EMF ）。后来，拉鲁什又呼吁把EMS 和EMF 建设在为以最初的“国际发展银行”所体现的原则为基础的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之一。当然，他希望能将美国等国尽可能早地纳入这个新体系中。不幸的是，这些创议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中包括对几位主要欧洲工业家和政治家的暗杀，这些人都热心于第三世界的工业的发展。到80年代初，欧洲的亲工业潮流已被严惩削弱了。后果之一是如今的欧洲金融聪明和共同货币同一种货币学派的、反发展的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而后者同16~18年的亲工业倾向是截然相反的。

转折点三：19年的“利率冲击”

不可避免地，华尔街泡沫、欧洲美元泡沫和第三世界债务泡沫的进一步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当选的英国撒切尔和不久后保罗。沃克尔领导下的美联储不公没有着手解决潜在的真正问题，反而推行了极端的货币主义“休克疗法”，将利率提高到美国内战以来最高的水平。这种政策加上沃克尔和卡特强制施行的信贷控制等手段，给了美国经济的工农业基础以沉重一击，仅仅几年之内，数十万的农场主和中型工业企业被毁掉。在许多工业部门，美国经济的实物产出在3年内下降了30%至40%.直至今日，美国工业和农业仍未从19~1981年的“休克疗法”中恢复过来。

这种毁灭性的高利率政策的后果当然不局限于英美两国。欧洲美元的利率从18年初的7%上升至1980年初的20%.世界贸易也经受了自1958年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但更主要的是，利率上升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可怕的打击：他们用欧洲美元支付他们的石油进口，而欧洲美元的利率通过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已翻了一番。一夜之间，这些国家不得不支付两倍于他们借钱时所预计的债务利息。

这次“休克疗法”的反对工业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在10年末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CFR ）的一系列研究报告中得到充分体现。成立于一战后的外交关系委员会是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旁系衍生物，是英裔美国权势集团最重要的政策机构。在以“80年代”为名出版的一系列书籍中，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开地主张推行一种在一定程度上使世界经济在控制下解体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摧毁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力量。通过对民族国家经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一条通向“全球化”的道路将被开辟出来，而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将在“全球化”中被取消。

转折点四：1982~1983年的拉美债务危机

利率的急剧提高和19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使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了无法忍受的境地，并直接导致了拉美的债务危机。从18到1982年的四年间，拉美国家（包括墨西哥）的官方债务从1565亿美元增至3228亿美元。与此同时，超过780亿美元的流动资本离开了拉丁美洲。而所有这些都没有大量流入的投资作为补偿。

对这种掠夺行为的最强烈的抵抗来自墨西哥总统洛佩兹。波蒂略。1982年5月，波蒂略与拉鲁什商讨了拯救墨西哥经济的措施。过后不久，拉鲁什起草了一份拉美国家经济政策。这项名为“洛雷斯行动”的方案核心在于：拉美国家应建立起“债务者卡特尔”和一个共同市场，目的是争取公平地重组债务并开创一个大陆范围的以实物经济原则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局面。

1982年8月初，当“洛雷斯行动”公布的时候，墨西哥事实上已停止了支付外债。资本在恐慌中纷纷逃往国外，整个金融体系开始解体。在这种紧急情况下，波蒂略开始实施拉鲁什方案中的关键部分。为了恢复对经济的控制，实行了严格的货币管制，宣布暂时性的外债停付以及银行系统的国有化。除了这些紧急措施以外，波蒂略还努力寻求其他拉美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的支持，力图建立起一个面对外国债权人的统一政策。

不幸的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动摇和胆怯，由于外部的强大压力，全面实施“洛雷斯行动”的历史机遇被错过了。拉美国家一个接一个地接受了债权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美国卿乔治。舒尔茨在波蒂略向联合国发表演讲前夜，就在一次讲话中强调了把IMF 变为强迫第三世界还债的“世界警察”的建议。这个政策体现在IMF的“管制政策”（Conditionalites ）和“结构调整方案”中。债务国将被强迫进行货币贬值；消除对生产部门及食品等基本商品的国家补贴；对公共开支进行大幅度削减。不论怎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的结果都是大多数人民生活水准的下降，搁置对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投资，通过贬值大量增加债务负担。

就其所称的解决债务问题的目的而言，IMF 的政策遭到了可悲的失败。另一方面，这个政策的确带来对于陷入“债务陷阱”的第三世界的巨大掠夺。到9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每年都向工业化国家，尤其是英美金融机构，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净资本流入。根究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UNICEF，现更名为国际儿童基金）的统计，自穷国流入富国资本从1983年的每年60亿美元增长至1990年末的每年300亿美元。考虑到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暴跌，这种资本流出的实物经济成本至少是上述数字的两倍。而整个80年代从发展中国家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4000亿美元以上。

尽管有这样大的资本外流，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仍然持续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数字，1980年全世界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额约为4300亿美元，包括一年期以上的公私债务。从1980年至1986年，付息3200亿美元，还本3320亿美元。因此，这期间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的债务支付了6520亿美元。然而1986年这些国家的债务总额竟高达8820亿美元！这巨大的新增债务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于新投资的；债务泡沫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于高利率和发新贷还旧债的“滚动还债”（Roll-Over ）方式。至1994年，109个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高达16，000亿美元。

在墨西哥，波蒂略的民族经济政策很快就被逆转了。由IMF 和债权银行推行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布雷迪”，结果只是延缓了危机，而真正的问题却更严重了。这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埋下了。

以上为转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奥运志愿者

奥运志愿者的发展进程

介绍

这篇论文旨在研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志愿者活动。

我们将对奥运志愿者的理念从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到今天的发展进行探讨。尽管志愿者这一理念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被给予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定义，但在实践中，它可以追溯到皮埃尔?德?顾拜旦创立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这篇论文包括对至今历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官方报告的系统分析，还有对奥林匹克文献的梳理。我们尽可能地从曾经亲身参与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人士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但这种第一手资料最早只能追溯到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我们最初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比如：什么？谁？怎样？何时？为什么？在历届奥运会的具体情境中奥运志愿者的理念是什么？在过去这些年中哪些人充当过奥运志愿者？志愿者的工作从何时起在奥运会中存在，并且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是怎样成为志愿者的？他们是怎样被招募和培训的，并且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为什么这其中的一些个人会决定成为志愿者？

这些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即，对奥运会自身的发展进程，奥运会受欢迎程度的日益增加，以及大众对奥运会的期望等方面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这过去二十年的奥运会情况进行分析。这些问题还需要放在20世纪这个充满着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

奥运志愿者的理念

在之前的一些文章中，其他的专家已经定义了什么是社会志愿者，并将其融入于现实生活中。根据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志愿者自身从事工作的性质的不同（宗教、政治，体育和健康等），志愿者的理念会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共同之处：

-自愿行为：是一种个人自愿的，非强迫性的行为。

-利他主义：不受金钱或者利益的驱动。

-社会贡献：在某些方面，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即，作为一名志愿者，他/她的行动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决定的基础上，并且这一决定是在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原则的驱动下做出的。

但是，虽然志愿行为源于个人决定，但志愿者工作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展现，这项工作需要由非营利性的机构来引导。这些机构激发个人的动力；渴望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并加强人们的责任感和合作精神，这些正是志愿者工作需要的。这些机构的行为促进社会结构的形成，并且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

奥运志愿者总论

一份作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官方报告组成部分的奥运会术语汇编第一次给出了奥运志愿者的清晰定义：“奥运志愿者是一个在奥运会这个组织里，对集体作出个人和利他承诺的人，他/她承诺将尽其所能完成交与他/她的任务，并且不接受金钱或奖品等类似性质的奖赏。”

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时，清楚的规定了是巴塞罗那奥组委分配给志愿者工作，并享有他们的贡献。一届奥运会的所在国的奥组委第一次出现在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时，这届奥运会首次创立了志愿者项目，并招募了6000名志愿者。

后来的洛杉矶、卡尔加里、汉城奥运会，志愿者项目成为了奥运会组织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现在，志愿者对奥运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如此，奥运志愿者这一理念在获得它的明确的定义之前，与社会志愿者和体育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同步的发展进程。事实上，在现代志愿者类型的名录里，体育志愿者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就像社会志愿者一样，体育志愿者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不是出于经济或其他的功利目的，自发地为社会的利益做事。他们行动的目标是为了从整体上促进社会的福祉，改善他人生活的质量等。社会同样需要那些能够合理利用这些志愿者个人贡献的机构。有一些体育组织有着稳定的和永久的志愿者项目，另外一些则临时招募志愿者去执行一定的具体的目标，并完成给定的任务。在这两种类型里，即稳定的志愿者组织和临时性的组织（奥运会就属于后者这种类型），对于志愿者活动是在组织内部进行或者在组织外部进行，我们必须区分开来。

在许多国家性的机构里，特别是成员较少的那些机构里，专业性的工作由志愿者来做。在奥林匹克运动初期，相关的专业性工作同样由志愿者来做。皮埃尔?德?顾拜旦，靠他的朋友和同时期各个体育协会首脑的支持，通过他的类似于志愿者性质的工作，创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一些最新的关于体育志愿者的研究表明现行的各种志愿者活动有消退的趋势，但与大型活动相关的志愿者活动或是保持现状或是发展壮大。其他的研究观点，即主要与社会志愿者工作有关的观点，正试图定义一个新的志愿者理念，以适用于当今情况和可预见的未来10至15年的情况。

奥运志愿者的理念度过了它的最辉煌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2000年悉尼奥运会，对于奥运志愿者理念的重新定义和新理念在未来的适用来讲，无疑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奥运会。

奥运志愿者的理念的发展进程

总述

奥运志愿者的发展进程可以从奥运会自身的内部结构和外在的社会变化加以分析。我们可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从1896年雅典奥运会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志愿者工作以匿名的方式进行，工作主要在国家机构、俱乐部和奥组委中开展，这些工作与当时的体育运动的社会和教育性质保持一致。志愿者主要由童子军和军队构成。

从1948年伦敦奥运会到1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这一阶段以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为主要特征。大多数奥运会由那些工业化国家主办，这些国家扮演着二战后新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捍卫者的角色。随着主办国家的不同，以及它们各自的志愿者和社会工作传统的不同，历届奥运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志愿者工作的全局意义继续增大，童子军和军队依然重要，但个人的贡献也开始出现。

从1980年普莱西德湖奥运会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这一阶段出现了当今的奥运志愿者模式。在普莱西德湖奥运会期间，志愿者成为了当地奥组委的奥运会整个项目的一部分，到洛杉矶奥运会时，志愿者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组织理念，萨拉热窝、卡尔加里和汉城奥运会也都有志愿者项目。

从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巴塞罗那夏奥会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现今的志愿者模式成为了当地奥组委和人力策划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奥运会规模的持续扩大（她已被认为是一项超大规模的赛事），志愿者显得越加重要。他们不仅保障赛事的进行，对电视转播和同时进行的文化交流也有着重要作用。

1.最早的奥运志愿者

概述

由于许多人的类似志愿者性质的工作，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初期，其组织的基本结构得以建立。这一过程与许多体育组织的发展同步，这些体育组织的发展得益于许多体育业余爱好者的志愿工作。这些业余爱好者建立了第一批体育俱乐部。

在1896年雅典、1900年巴黎、1904年圣路易斯和1908年伦敦奥运会时，志愿者一词并没有清晰地表述在官方的报告中。但是，毫无疑问，有一些持有利他主义信念的人投入到了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中。那时的奥运会规模较小，家庭和朋友关系等因素对其成功举办有着重要作用。

童子军

在早期的奥运会期间，除了执行现今志愿者功能的军队外，由巴登?鲍威尔于1907年在英格兰发起的童子军运动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童子军的贡献始于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他们主要负责传递信息，维持安全和秩序，做各种体力劳动，如：拿旗帜，排除障碍物。

童子军与奥运会的关系不仅仅是在组织工作方面。就像奥运会的模式，每四年都会召开一次童子军国际大会。直到20世纪20年代，历届的童子军国际大会都会有体育竞赛和游行。

二战前，童子军对奥运会的贡献持续增大，像1920年安特卫普，1924年巴黎，特别是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

童子军被划分为不同的营去为公众提供服务，保障安全。在顾拜旦的回忆录中，他赞许了参加安特卫普奥运会的童子军表现出的精神。1924年巴黎奥运会时，童子军在一次正式的仪式上行了军礼。沙莫尼奥运会时，童子军作为举旗手参加了开闭幕式的游行。

柏林奥运会时，童子军被纳粹青年运动的成员取代。这一组织极端地反对巴登?鲍威尔所倡导的和平主义、自然主义和兄弟主义的理念。事实上，在1939年以前，在意大利和德国，已经出现了解散童子军运动的活动。童子军在二战中在许多国家（比如法国），参加了反对极权主义和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

二战后，童子军继续参加奥运会。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时，童子军和其他青年组织都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传递信息，也做其他工作。“2191名成员（1617名男孩和574名女孩）从事这项无薪水的工作。他们当中，59名班长和434名普通成员负责宣传工作，130名当引导员，1568名任信息传递员。”这份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统计报告第一次清楚地提到了女性志愿者。尽管早在1912年巴黎奥运会时便有了女童子军。随着女性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地位的提高，女性志愿者的作用也日益显著。

在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期间，童子军发挥了最大的作用。青年组织由男童子军，女童子军，空军培训团成员三部分构成。从1955年十一月开始，超过3500名童子军参与了奥运会工作，而他们的回报只有一日三餐。他们出现在90%的比赛场地，赛会组织者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满意。他们帮助公众和儿童，协助警察，接待贵宾，为从各个体育组织来的代表团充当向导。

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由童子军和其他一些组织提供的自发的和间接的帮助非常引人关注。他们被委任在奥运会大部分时间充当旗手。1998年长野冬奥会时，男童子军被再次委任于奥运村担任旗手。

军队

就像我们已经提过的，军队在早期的奥运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直到1956年的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的官方报告中才第一次清楚地记载了军队的作用。在那届冬奥会中，军事学院的学生参与了典礼的游行，并为赛事的准备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持：“他们的贡献是，担任组织形式的技术顾问，为赛事准备提供人力支持，为奥运会彩排提供技术和物质支持。奥运会结束后，提供人力拆卸一些临时搭建的设施。”

在整个上个世纪60年代，军队一直参与奥运会的工作。在1960年斯阔谷冬奥会期间，军队主要负责在山坡上举行的赛事的安全工作。

在接下来的历届奥运会中，军队从事了许多现在由志愿者从事的工作。例如，在1968年格勒诺布尔和16年因斯布鲁克冬奥会期间，军队从事了设施和赛场的准备和维护；用直升机运送赛会组织者；运输所有参与人员的设备；参与了典礼、停车场的基础设施建设。

随着世界局势的动荡，军队的工作越来越主要与保障安全相关。1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惨案更加说明了这种变化的迫切性。因为奥运会是如此受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她也自然成为了各种政治性示威抗议活动的理想场所。

现在，军队依然为奥运会的组织工作提供一些基本帮助。但是，它的人员数量相对减少，并被视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个人金钱捐助

我们还必须提到个人的经济捐助。这些捐助确保了奥运会的正常运作。顾拜旦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1896年雅典奥运会时，全世界的希腊侨民为奥运会的举办曾经慷慨解囊。

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时，有一种叫“善举”的说法，这表明一些人愿意主动为奥运会捐钱。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家庭捐助了大量钱款。这些捐款被命名为“国民捐献”，数额达到332309法郎，占当时总收入的2.5%。另外，总收入的80%由国家补助和门票收入构成。

2.二战后，国际新秩序中的奥运志愿者

这期间，志愿者需要做的工作变得多样化，还发展了一些新工种。像帮助公众，赛事筹备，观众和选手的信息提供，引导员，田径比赛结束后障碍物的清除，协助警察，翻译服务等。因此，志愿者工作与整个的奥运会工作联系得愈加紧密。另外，志愿者开始在夏、冬奥运会与领取薪水的员工一道工作。

1952年的奥斯陆奥运会，志愿者从事的工作又有了新发展。例如，为了更好地筹备赛事，志愿者进行了调研工作。另外，志愿者首次参与了门票收集、观众监督和多个领域的技术工作。

相对来说，志愿者工作的第一次展发生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250名女童子军在布劳德赫斯特**的领导下，为奥运村的女运动员提供服务，充当运动员和官员的向导，为购物或其他活动提供帮助。”志愿者还从事：信使，看管停车场的官员轿车，机器操纵员，独木舟的准备和维护，贵宾接待，帮助走丢的儿童，赛事奖牌的分发，摄像人员的助理等。

在1960年的罗马夏奥会和斯阔谷冬奥会中，志愿者继续在奥运会的各个工作领域作为向导员、翻译员和援助员工作。斯阔谷冬奥会时，志愿者从事了运输服务：“有一群女性志愿者在旧金山和里诺机场工作。她们帮助所有来参加奥运会的人员解决在海关通关时遇到的问题，提供翻译和运输服务。”

此外，加利福尼亚州的志愿者跟前面一些奥运会的志愿者一样，也做着向导和体育设施的维护工作。在罗马奥运会时，志愿者第一次担任了广播员，并继续作译员的工作。译员的挑选十分严格，只有法语、英语和其他语言十分好的年轻人才被选中，以便确保与与会者沟通的顺畅。155名志愿者还帮助了媒体的工作人员。

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志愿者除了做接待、信息传递等常规工作，还做了两个领域的工作：

（1） 为国际奥委会成员，墨西哥奥委会领导，国际体育组织成员，体育和文化代表团的领导，以及特别来宾提供一对一的个人服务。

（2） 为媒体代表和体育代表团的某些成员提供一般服务。

这一区分反映出志愿者工作的细化。

20世纪70年代举办的奥运会的报告没有为志愿者和他们的工作提供许多信息。1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官方报告没有特别详细的记录志愿者的工作，只是着重强调了志愿者传递奥运火炬。同年的札幌冬奥会报告提到了2128名志愿者作为翻译在商店、公共汽车站和赛场为来宾服务。16年的蒙特利尔奥组委打算将奥运会变成学生的另一个学习科目，于是许多年轻人投入到了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中，并为奥运来宾提供食宿和帮助。

奥运志愿者展的年代逐渐来临。因为油价攀升和中东局势紧张，世界经济处于萧条之中。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此时需要重新定义。一些工业化国家也开始取主动措施来改善行为的不足之处。

当1980年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时，奥运会也步入了她的危机时代。收视率，电视转播权，元素的引入开始被国际奥委考虑。

3.当今奥运志愿者模式的起始阶段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是奥运会志愿者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时期，在官方报告中一句话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他们的作用：“如果没有这6700名有力的志愿者大军，第13届冬奥会不可能成为现实。”

这些志愿者既没有来自哪个特定的组织，也没有接受任何的补偿和奖赏，因而与当今的志愿者理念较为一致。此外，他们的招募和培训也考虑到了每个人在不同体育项目上的能力水平。

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商人、学生、教师、家庭主妇、医生、律师、教授、老人和青少年，滑雪者，冰球、雪橇、溜冰爱好者，简而言之，来自全世界、全美国和各行各业的男人、女人和年轻人。”

他们在各种领域工作：“体育官员和组织者，信使和邮递员，书记员，校对员，群众组织者，打字员，计时员，裁判。”

他们工作时间长。他们领取统一制服。为他们提供食宿。最后颁发给他们证书。但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奥运会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外语能力较好的志愿者在许多工种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志愿者模式被后来的奥运会沿用，特别是在年萨拉热窝冬奥会之后的奥运会。

大多数有关奥运志愿者的文献都不将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作为现代奥运志愿者模式的起点，而是将这一荣誉授予了洛杉矶奥运会。在洛杉矶奥运会时，有近约30000名志愿者经过统一和有组织的安排，从事着各类工作：赛场支持，医疗卫生，媒体，陪同代表团和个人，公共关系，鉴定服务，技术和通讯，运输，赛场的入口控制，餐饮，财政，行政管理等。同时，有一支特别的志愿者在奥运会下设的25个分委员会中工作。洛杉矶奥组委之所以如此依赖志愿者，主要是经济原因所致。就志愿者的数量和工种的种类而言，洛杉矶奥运会是奥运志愿者发展进程的重要阶段。另外，比起萨拉热窝和普莱西德湖奥运会，此届奥运会也更侧重从经济角度方面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有如此庞大的志愿者队伍的原因。

这之后，志愿者的功能被确定下来，后来的历届奥运会中基本没有改变。新发展包括：志愿者参加艺术节；参加开、闭幕式以此来纪念1924年圣莫里茨奥运会青年人的贡献。

大众参与志愿者工作在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中得到了巩固。团结和奉献精神在大众对这届奥运会的支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这些精神对未来的志愿者是一种激励的源泉。志愿者来自社会的各个群体，有学生，还有退休人员和老年人，这秉承了加拿大的优良民族传统。

4.当今的奥运志愿者：奥运志愿者的蓬勃发展

概述

当前的以个人自发、自愿为基础的奥运志愿者模式在1992年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阿尔贝维尔、巴塞罗那、利勒哈默尔、亚特兰大、长野奥运会见证了以个人为基础的志愿者为奥运会成功举办作出的杰出贡献。这些志愿者不希望得到任何的金钱酬劳。

还必须指出，奥运会已成为了一项超大规模的赛事和国际体育界的最重要的。运动员和媒体人员的数量现在已经呈螺旋式的上升。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志愿者的数量也大大增长，并且融入到整个奥运会的组织结构里。

不同的招募和促进形式

奥运志愿者的动机

上述用的模式的特点与奥运志愿者的个人和社会动机紧密相连，我们能够列出一些基本动机：

-奥林匹克哲学理念倡导的合作与和平的精神

-作为公民、社团和国家成员的责任感。

-个人挑战

-有一种群体的归属感

-与一种群体有认同感

-各种形式的个人满足感

最近几届奥运会在许多领域对高水平的专业培训的需要不断增加，特别是信息技术和语言。

志愿者数量的展，使培训工作日益重要。当今的奥运会规模为奥运组织者提出了不少挑战。因此，悉尼奥运会的志愿者培训由大学传播学的老师来指导，盐湖城冬奥会时也有过类似举措：“大学参与志愿者的语言培训，并培训那些未来将会工作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同学成为志愿者。”

这些发展可能会改变人们对奥运志愿者的既有观念。

奥运志愿者的回报

从早期的奥运会到当今的奥运会，志愿者的回报在于通过在一个大型组织中的工作，完成了分配给的任务并实现了个人目标。

除了这些“精神”意义上的奖励外，也有其他一些更为物质性的奖励，比如作为组织机构的成员可以参加相关的赛事活动；可享有其他一些便利；获得一枚特制奖章或证书。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志愿者项目写道：“对于志愿者的奖励有一张参与证书，一枚特制翻领别针，一只手表（由奥运会计时器械赞助商Seiko提供），两张开幕式着装彩排的门票，一套志愿者制服。”

但是，随着对志愿者要求的变化，他们的奖励也有所变化，更向着职业化的领域贴近。参与奥运会的组织工作可以增加职场经历，为未来正式找工作做准备。参与奥运会还能使志愿者增加有益的社交流。

如果学生能从事高度技术化和专业性的志愿者工作，将会为未来的求职增添更多的优势。

这些发展是现在争论的话题，也是有关未来志愿者项目研究的课题。

结论

体育志愿者，包括奥运志愿者，不仅为奥运会的组织和运作作出了无私贡献，也为当今社会树立了团结协作和为他人无务的榜样。

奥运志愿者运动的重要性在于：

-从政治的角度看，可以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将个人的能量汇集起来；是一种参与一种伟大的公众事务的形式和表现。

-从经济的角度看，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薪水开支。如果培训充足的话，志愿者完全能胜任分配给的工作。

-从文化的角度看，志愿者的培训涉及了基本的跨文化交流和合作的知识。

文章来源：://blues.uab.es/olympic.studies/volunteers/moreno.html

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

一是与法塔赫相比，哈马斯更加激进，用苛刻的眼光看，已经属于伊斯兰了，当然与以色列对立严重得多。

二是民族问题，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世仇，根源在于宗教冲突，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格格不入。《一千零一夜》里面，很多的反面角色都是犹太人。

三是双方都无意谈判，这个是重点，以色列因为是一直在占便宜，不用谈，保持并发扬现状即可，而哈马斯组织是以消灭以色列为最终目标的。

北京志愿者需要干甚麽

介绍

这篇论文旨在研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志愿者活动。

我们将对奥运志愿者的理念从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到今天的发展进行探讨。尽管志愿者这一理念直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才被给予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定义，但在实践中，它可以追溯到皮埃尔?德?顾拜旦创立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

这篇论文包括对至今历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官方报告的系统分析，还有对奥林匹克文献的梳理。我们尽可能地从曾经亲身参与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人士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但这种第一手资料最早只能追溯到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我们最初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比如：什么？谁？怎样？何时？为什么？在历届奥运会的具体情境中奥运志愿者的理念是什么？在过去这些年中哪些人充当过奥运志愿者？志愿者的工作从何时起在奥运会中存在，并且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是怎样成为志愿者的？他们是怎样被招募和培训的，并且这其中有什么样的？为什么这其中的一些个人会决定成为志愿者？

这些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分析，即，对奥运会自身的发展进程，奥运会受欢迎程度的日益增加，以及大众对奥运会的期望等方面进行分析，特别是对这过去二十年的奥运会情况进行分析。这些问题还需要放在20世纪这个充满着政治和社会变化的大背景下加以审视。

奥运志愿者的理念

在之前的一些文章中，其他的专家已经定义了什么是社会志愿者，并将其融入于现实生活中。根据社会和文化的差异，以及志愿者自身从事工作的性质的不同（宗教、政治，体育和健康等），志愿者的理念会有很大的差别。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能找到他们的一些共同之处：

-自愿行为：是一种个人自愿的，非强迫性的行为。

-利他主义：不受金钱或者利益的驱动。

-社会贡献：在某些方面，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即，作为一名志愿者，他/她的行动是建立在个人自由决定的基础上，并且这一决定是在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原则的驱动下做出的。

但是，虽然志愿行为源于个人决定，但志愿者工作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展现，这项工作需要由非营利性的机构来引导。这些机构激发个人的动力；渴望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并加强人们的责任感和合作精神，这些正是志愿者工作需要的。这些机构的行为促进社会结构的形成，并且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

奥运志愿者总论

一份作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官方报告组成部分的奥运会术语汇编第一次给出了奥运志愿者的清晰定义：“奥运志愿者是一个在奥运会这个组织里，对集体作出个人和利他承诺的人，他/她承诺将尽其所能完成交与他/她的任务，并且不接受金钱或奖品等类似性质的奖赏。”

在巴塞罗那奥运会时，清楚的规定了是巴塞罗那奥组委分配给志愿者工作，并享有他们的贡献。一届奥运会的所在国的奥组委第一次出现在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时，这届奥运会首次创立了志愿者项目，并招募了6000名志愿者。

后来的洛杉矶、卡尔加里、汉城奥运会，志愿者项目成为了奥运会组织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现在，志愿者对奥运会的可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尽管如此，奥运志愿者这一理念在获得它的明确的定义之前，与社会志愿者和体育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同步的发展进程。事实上，在现代志愿者类型的名录里，体育志愿者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就像社会志愿者一样，体育志愿者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不是出于经济或其他的功利目的，自发地为社会的利益做事。他们行动的目标是为了从整体上促进社会的福祉，改善他人生活的质量等。社会同样需要那些能够合理利用这些志愿者个人贡献的机构。有一些体育组织有着稳定的和永久的志愿者项目，另外一些则临时招募志愿者去执行一定的具体的目标，并完成给定的任务。在这两种类型里，即稳定的志愿者组织和临时性的组织（奥运会就属于后者这种类型），对于志愿者活动是在组织内部进行或者在组织外部进行，我们必须区分开来。

在许多国家性的机构里，特别是成员较少的那些机构里，专业性的工作由志愿者来做。在奥林匹克运动初期，相关的专业性工作同样由志愿者来做。皮埃尔?德?顾拜旦，靠他的朋友和同时期各个体育协会首脑的支持，通过他的类似于志愿者性质的工作，创立了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和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一些最新的关于体育志愿者的研究表明现行的各种志愿者活动有消退的趋势，但与大型活动相关的志愿者活动或是保持现状或是发展壮大。其他的研究观点，即主要与社会志愿者工作有关的观点，正试图定义一个新的志愿者理念，以适用于当今情况和可预见的未来10至15年的情况。

奥运志愿者的理念度过了它的最辉煌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2000年悉尼奥运会，对于奥运志愿者理念的重新定义和新理念在未来的适用来讲，无疑是一次极为重要的奥运会。

奥运志愿者的理念的发展进程

总述

奥运志愿者的发展进程可以从奥运会自身的内部结构和外在的社会变化加以分析。我们可将其分为四个阶段：

从1896年雅典奥运会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这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志愿者工作以匿名的方式进行，工作主要在国家机构、俱乐部和奥组委中开展，这些工作与当时的体育运动的社会和教育性质保持一致。志愿者主要由童子军和军队构成。

从1948年伦敦奥运会到1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这一阶段以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势为主要特征。大多数奥运会由那些工业化国家主办，这些国家扮演着二战后新的政治、社会、经济秩序捍卫者的角色。随着主办国家的不同，以及它们各自的志愿者和社会工作传统的不同，历届奥运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志愿者工作的全局意义继续增大，童子军和军队依然重要，但个人的贡献也开始出现。

从1980年普莱西德湖奥运会到1988年汉城奥运会，这一阶段出现了当今的奥运志愿者模式。在普莱西德湖奥运会期间，志愿者成为了当地奥组委的奥运会整个项目的一部分，到洛杉矶奥运会时，志愿者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组织理念，萨拉热窝、卡尔加里和汉城奥运会也都有志愿者项目。

从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巴塞罗那夏奥会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现今的志愿者模式成为了当地奥组委和人力策划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奥运会规模的持续扩大（她已被认为是一项超大规模的赛事），志愿者显得越加重要。他们不仅保障赛事的进行，对电视转播和同时进行的文化交流也有着重要作用。

1.最早的奥运志愿者

概述

由于许多人的类似志愿者性质的工作，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初期，其组织的基本结构得以建立。这一过程与许多体育组织的发展同步，这些体育组织的发展得益于许多体育业余爱好者的志愿工作。这些业余爱好者建立了第一批体育俱乐部。

在1896年雅典、1900年巴黎、1904年圣路易斯和1908年伦敦奥运会时，志愿者一词并没有清晰地表述在官方的报告中。但是，毫无疑问，有一些持有利他主义信念的人投入到了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中。那时的奥运会规模较小，家庭和朋友关系等因素对其成功举办有着重要作用。

童子军

在早期的奥运会期间，除了执行现今志愿者功能的军队外，由巴登?鲍威尔于1907年在英格兰发起的童子军运动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童子军的贡献始于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他们主要负责传递信息，维持安全和秩序，做各种体力劳动，如：拿旗帜，排除障碍物。

童子军与奥运会的关系不仅仅是在组织工作方面。就像奥运会的模式，每四年都会召开一次童子军国际大会。直到20世纪20年代，历届的童子军国际大会都会有体育竞赛和游行。

二战前，童子军对奥运会的贡献持续增大，像1920年安特卫普，1924年巴黎，特别是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

童子军被划分为不同的营去为公众提供服务，保障安全。在顾拜旦的回忆录中，他赞许了参加安特卫普奥运会的童子军表现出的精神。1924年巴黎奥运会时，童子军在一次正式的仪式上行了军礼。沙莫尼奥运会时，童子军作为举旗手参加了开闭幕式的游行。

柏林奥运会时，童子军被纳粹青年运动的成员取代。这一组织极端地反对巴登?鲍威尔所倡导的和平主义、自然主义和兄弟主义的理念。事实上，在1939年以前，在意大利和德国，已经出现了解散童子军运动的活动。童子军在二战中在许多国家（比如法国），参加了反对极权主义和纳粹占领的抵抗运动。

二战后，童子军继续参加奥运会。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时，童子军和其他青年组织都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传递信息，也做其他工作。“2191名成员（1617名男孩和574名女孩）从事这项无薪水的工作。他们当中，59名班长和434名普通成员负责宣传工作，130名当引导员，1568名任信息传递员。”这份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的统计报告第一次清楚地提到了女性志愿者。尽管早在1912年巴黎奥运会时便有了女童子军。随着女性在社会和政治事务中地位的提高，女性志愿者的作用也日益显著。

在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期间，童子军发挥了最大的作用。青年组织由男童子军，女童子军，空军培训团成员三部分构成。从1955年十一月开始，超过3500名童子军参与了奥运会工作，而他们的回报只有一日三餐。他们出现在90%的比赛场地，赛会组织者对他们的工作十分满意。他们帮助公众和儿童，协助警察，接待贵宾，为从各个体育组织来的代表团充当向导。

1964年东京奥运会时，由童子军和其他一些组织提供的自发的和间接的帮助非常引人关注。他们被委任在奥运会大部分时间充当旗手。1998年长野冬奥会时，男童子军被再次委任于奥运村担任旗手。

个人金钱捐助

我们还必须提到个人的经济捐助。这些捐助确保了奥运会的正常运作。顾拜旦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1896年雅典奥运会时，全世界的希腊侨民为奥运会的举办曾经慷慨解囊。

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时，有一种叫“善举”的说法，这表明一些人愿意主动为奥运会捐钱。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家庭捐助了大量钱款。这些捐款被命名为“国民捐献”，数额达到332309法郎，占当时总收入的2.5%。另外，总收入的80%由国家补助和门票收入构成。

2.二战后，国际新秩序中的奥运志愿者

这期间，志愿者需要做的工作变得多样化，还发展了一些新工种。像帮助公众，赛事筹备，观众和选手的信息提供，引导员，田径比赛结束后障碍物的清除，协助警察，翻译服务等。因此，志愿者工作与整个的奥运会工作联系得愈加紧密。另外，志愿者开始在夏、冬奥运会与领取薪水的员工一道工作。

1952年的奥斯陆奥运会，志愿者从事的工作又有了新发展。例如，为了更好地筹备赛事，志愿者进行了调研工作。另外，志愿者首次参与了门票收集、观众监督和多个领域的技术工作。

相对来说，志愿者工作的第一次展发生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250名女童子军在布劳德赫斯特**的领导下，为奥运村的女运动员提供服务，充当运动员和官员的向导，为购物或其他活动提供帮助。”志愿者还从事：信使，看管停车场的官员轿车，机器操纵员，独木舟的准备和维护，贵宾接待，帮助走丢的儿童，赛事奖牌的分发，摄像人员的助理等。

在1960年的罗马夏奥会和斯阔谷冬奥会中，志愿者继续在奥运会的各个工作领域作为向导员、翻译员和援助员工作。斯阔谷冬奥会时，志愿者从事了运输服务：“有一群女性志愿者在旧金山和里诺机场工作。她们帮助所有来参加奥运会的人员解决在海关通关时遇到的问题，提供翻译和运输服务。”

此外，加利福尼亚州的志愿者跟前面一些奥运会的志愿者一样，也做着向导和体育设施的维护工作。在罗马奥运会时，志愿者第一次担任了广播员，并继续作译员的工作。译员的挑选十分严格，只有法语、英语和其他语言十分好的年轻人才被选中，以便确保与与会者沟通的顺畅。155名志愿者还帮助了媒体的工作人员。

1968年的墨西哥奥运会，志愿者除了做接待、信息传递等常规工作，还做了两个领域的工作：

（1） 为国际奥委会成员，墨西哥奥委会领导，国际体育组织成员，体育和文化代表团的领导，以及特别来宾提供一对一的个人服务。

（2） 为媒体代表和体育代表团的某些成员提供一般服务。

这一区分反映出志愿者工作的细化。

20世纪70年代举办的奥运会的报告没有为志愿者和他们的工作提供许多信息。12年的慕尼黑奥运会官方报告没有特别详细的记录志愿者的工作，只是着重强调了志愿者传递奥运火炬。同年的札幌冬奥会报告提到了2128名志愿者作为翻译在商店、公共汽车站和赛场为来宾服务。16年的蒙特利尔奥组委打算将奥运会变成学生的另一个学习科目，于是许多年轻人投入到了奥运会的组织工作中，并为奥运来宾提供食宿和帮助。

奥运志愿者展的年代逐渐来临。因为油价攀升和中东局势紧张，世界经济处于萧条之中。在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此时需要重新定义。一些工业化国家也开始取主动措施来改善行为的不足之处。

当1980年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时，奥运会也步入了她的危机时代。收视率，电视转播权，元素的引入开始被国际奥委考虑。

3.当今奥运志愿者模式的起始阶段

1980年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是奥运会志愿者历史发展进程的关键时期，在官方报告中一句话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他们的作用：“如果没有这6700名有力的志愿者大军，第13届冬奥会不可能成为现实。” 这些志愿者既没有来自哪个特定的组织，也没有接受任何的补偿和奖赏，因而与当今的志愿者理念较为一致。此外，他们的招募和培训也考虑到了每个人在不同体育项目上的能力水平。

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商人、学生、教师、家庭主妇、医生、律师、教授、老人和青少年，滑雪者，冰球、雪橇、溜冰爱好者，简而言之，来自全世界、全美国和各行各业的男人、女人和年轻人。”

他们在各种领域工作：“体育官员和组织者，信使和邮递员，书记员，校对员，群众组织者，打字员，计时员，裁判。”

他们工作时间长。他们领取统一制服。为他们提供食宿。最后颁发给他们证书。但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感到自己是奥运会不可或缺的部分。此外，外语能力较好的志愿者在许多工种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普莱西德湖冬奥会的志愿者模式被后来的奥运会沿用，特别是在年萨拉热窝冬奥会之后的奥运会。

大多数有关奥运志愿者的文献都不将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作为现代奥运志愿者模式的起点，而是将这一荣誉授予了洛杉矶奥运会。在洛杉矶奥运会时，有近约30000名志愿者经过统一和有组织的安排，从事着各类工作：赛场支持，医疗卫生，媒体，陪同代表团和个人，公共关系，鉴定服务，技术和通讯，运输，赛场的入口控制，餐饮，财政，行政管理等。同时，有一支特别的志愿者在奥运会下设的25个分委员会中工作。洛杉矶奥组委之所以如此依赖志愿者，主要是经济原因所致。就志愿者的数量和工种的种类而言，洛杉矶奥运会是奥运志愿者发展进程的重要阶段。另外，比起萨拉热窝和普莱西德湖奥运会，此届奥运会也更侧重从经济角度方面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有如此庞大的志愿者队伍的原因。

这之后，志愿者的功能被确定下来，后来的历届奥运会中基本没有改变。新发展包括：志愿者参加艺术节；参加开、闭幕式以此来纪念1924年圣莫里茨奥运会青年人的贡献。

大众参与志愿者工作在198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冬奥会中得到了巩固。团结和奉献精神在大众对这届奥运会的支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这些精神对未来的志愿者是一种激励的源泉。志愿者来自社会的各个群体，有学生，还有退休人员和老年人，这秉承了加拿大的优良民族传统。

4.当今的奥运志愿者：奥运志愿者的蓬勃发展

概述

当前的以个人自发、自愿为基础的奥运志愿者模式在1992年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阿尔贝维尔、巴塞罗那、利勒哈默尔、亚特兰大、长野奥运会见证了以个人为基础的志愿者为奥运会成功举办作出的杰出贡献。这些志愿者不希望得到任何的金钱酬劳。

还必须指出，奥运会已成为了一项超大规模的赛事和国际体育界的最重要的。运动员和媒体人员的数量现在已经呈螺旋式的上升。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志愿者的数量也大大增长，并且融入到整个奥运会的组织结构里。

概述

许多不同的个人情况促成了个人作出决定成为奥运志愿者，这一决定也会受到一定的社会情况的影响。一份对历届奥运志愿者招募形式的研究表明有三种不同的模式：

A 国家推广

这一形式始自1936年柏林奥运会，也被诸如：1980年莫斯科，1988年汉城和1948年伦敦奥运会用过。

在这些奥运会中，组织工作的挑战和困难由整个国家承担，国家机构被用来确保举办的成功和增强国民的民族自豪感。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成为了纳粹政治宣传的工具，奥运会的组织与统治下的德国的政治形势紧密相连。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成为了二战后英国人民展现国力的有利契机。

B以各种组织为基础

这一模式在奥运会的历史上屡见不鲜。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形式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初期就用过。这一形式的目标是利用已经存在的地方、国家的组织网络，甚至家庭一级的组织网络。当然，在20世纪早期的奥运会中，这些网络的规模比现在小得多。

1992年4月，亚特兰大奥组委宣布他们将会成立一支由乔治亚州公务员、社区居民和商人组成的“奥运力量”。这些人自愿为社会做出超出自身职业范畴之外的贡献。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新闻官员赞扬了公众的积极响应，并宣称这种响应在奥运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四年期的奥运志愿者招募促进了公众参与到奥运会之中。超过1600个团体——从登山俱乐部、专业社团到文化组织和园艺俱乐部——加入了亚特兰大奥组委领导的‘奥运力量’。这支力量执行着每年的服务。这代表着奥运会第一次被用来鼓励志愿者精神的传扬，并且第一次在乔治亚州不同的团体之间有了相互的合作。”

C公民个人

这一模式被最广泛地用在90年代的奥运会中，并且“与以各种组织为基础”成为了即将到来的悉尼和盐湖城奥运会的选择模式。

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的志愿者招募与往届不一样，它在巴塞罗那还没有被正式确认成为主办城市之前就已经开展起来了。基于这个原因，当巴塞罗那被宣布为主办城市的那一刻，人们欢呼雀跃为之前长达5年的大众的不懈支持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巴塞罗那是少数的几个因为举办奥运会而创立了自己的志愿者组织的城市之一。

巴塞罗那市民参与奥运会的热情和投入使她在几个候选城市中脱颖而出。截止到1986年12月，志愿者项目共招募到102000名志愿者，这一结果说明了当地居民参与的热忱，因为之前的历届奥运会花了更长的时间招募志愿者，但最终结果却比这个数字少得多。

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第一次有了志愿者的数据，其显示大部分人是当地居民。之后的巴塞罗那、利勒哈默尔、亚特兰大和长野奥运会也是这一结果。

去年10月15日，《盐湖城论坛报》刊载了一篇关于2002盐湖城冬奥会志愿者的文章：“在盐湖城奥组委的领导下，志愿者将会在冬奥会期间组织各种集会以便让当地犹他州居民和来参加奥运会的人士更加亲身地感受奥运会。……这是‘我们的城镇也是你们的城镇’。通过这项，志愿者们不仅可以有一种一生的美好回忆，还能学到今后用得着的技术本领。”

以上这三种模式不是互相排斥的。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举办的奥运会用了这三种模式的不同组合形式，尽管有时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但不好说这样做是不是有意而为之。

请问谁能介绍一下墨西哥革命?

从1929年成立至今，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已经连续执政70

年，这样长的一党执政历史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从四十年代开始的三十

多年里，墨西哥的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持续增长， 而政局却保持着高

度的稳定，被世人称为“墨西哥奇迹”、“墨西哥稳定之谜”。墨西哥

的政治制度，包括革命制度党的职团主义组织体系，曾被誉为墨西哥成

功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七十年代始，墨西哥经济出现了衰退；八

十年代，政局动荡、社会此起彼伏；九十年代，更是爆发了金融危

机和恰帕斯州农民。面对这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危机，又有人归咎

于现行的政治制度，尤其是革命制度党一党独霸的政党体制，认为它阻

碍了墨西哥经济的现代化，成为各种危机的最主要成因。这种“成也萧

何，败也萧何”的评价，反映了现代化过程中许多霸权政党面临的历史

困境，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本文拟对革命制度党的形成与发展历史作

一简要的考察，探究其结构功能特点及其成功与困顿的原因。

应运而生的官方党

从1867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到革命制度党的前身——国民革命

党于1929年成立，墨西哥不但没有真正享受到自由、民主，反而遭受了

长达六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大大小小的被称为“考迪略”、“卡西

克”的地方军阀以无休止的流血战争争夺着国家（注：在墨西哥独

立后的头30年，通过军事共更迭了50多个。见〔墨〕丹·科·

比列加斯等：《墨西哥历史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

70页。），整个社会经济处于崩溃的境地。1928年，著名的考迪略奥夫

雷贡在二次竞选总统时被刺身亡，成了“考迪略时代”终结的导火线。

政治强人卡列斯（1924—1928年任总统）开始把全国约1800个地方考迪

略和党派团体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用以取迪略势力的全国性政党

，以解决交接的制度化问题，这就是1929年3 月创立的国民革命党

。但是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党还只是一个地方考迪略和地方党派的联盟，

它排斥工农组织的参与。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下，墨西哥工

农运动风起云涌，地方考迪略又借机把控制工农组织作为自己的政治筹

码。在这种情况下，卡德纳斯总统（1934—1940年在任）开始考虑工农

组织的制度化参政问题。1938年3月，卡德纳斯解散了国民革命党， 在

它的基础上成立了新的官方党——墨西哥革命党，伴随着党的改组而进

行的政治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1）把包括工人、 农民在内的广大民

众吸收进党，纳入官方体制；（2 ）把卡列斯建立的地区结构的官方党

改造成职团结构的官方党，在党内按工人、农民、民众和军人4 个非地

域性职业社团将党划分为4个职业部门——工人部、农民部、 人民部和

军人部，分别由各个工会、农会以及联合会性质的团体组成。从此，工

人部、农民部和人民部属下的各个工会、农会以及联合会都有从基层到

中央的垂直组织系统，地方各部门的职团利益都依附于其所属的全国职

团部门，而不是地方各州。“条条”分割取代了“块块”分割，过去地

区结构的国民革命党给各地考迪略留下的政治空间已不复存在， 反映

民众主义政策取向的职团主义体制（注：职团主义（Corporatism ）：

按照《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为：“把整个社会纳入（极权）

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社团’（或‘职团’）的理论和实践”。职团主义

结构是革命制度党的突出特色之一，这一组织体系是墨西哥政治体系中

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权力体系。）在官方党内初步确立起来了。四十年

代，在卡马乔总统（1940—1946在任）的任期内，官方党的职团结构又

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1940年，军人部被卡马乔总统取消（注：卡马

乔本人就是墨西哥历史上担任总统职务的最后一位将军。此后，稳定的

文人才得以在墨西哥真正确立。），标志着墨西哥历史上军人干政

时代的彻底结束，官方党由原来的4个部变成了3个部。其次，人民部地

位有了显著提升。卡马乔改变了卡德纳斯主导的民众主义路线

，推行发展主义政策，改善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加强了对工农运动的控

制。原来力量薄弱的人民部随着中产阶级势力和影响的扩大，迅速取得

足以与工人部、农民部相抗衡的地位。在1943年的议会选举中，人民部

尽管在数量上还是党内的少数，但在党的领导机构和新的议会中已变成

了多数。随着社会阶级力量的消长，墨西哥革命党的性质也逐步由原来

的以工农为主要依靠对象的各革命阶级联盟，变成了以中产阶级为核心

、以职业政治家为骨干的联盟。（注：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

，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54页。）最后，与上述转变相适应，1946年

1月，卡马乔将墨西哥革命党易名为革命制度党， 明示墨西哥的革命任

务已从群众性政治斗争转为维护和完善现行制度，相应的意识形态宣传

也从过去的以阶级斗争、社会公正为主，转变成以“全国团结”为旗帜

，淡化阶级冲突，强调民族利益。

这次改组，无论是机构的改革，还是党的纲领原则的转变，都是为

了削弱官方党各个职团部门，使之服从党中央的集中领导，特别是要在

选举政治上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 ）废除集体

入党制，恢复个人入党制，个人是否入党不再取决于是否已经加入某一

个职团部门所属的组织。这项改革的目的是想削弱各社团组织的政治影

响力，使党的力量建立在自由公民的联合基础上。（2 ）强化党的中央

领导机构的集权，重新用地区标准取代职团标准，剥夺了3 个职团部门

提名各级议会和候选人的政治职能，从而全面弱化了职团部门对地

方选举的影响。（3）促使3个职团部门作出承诺，在选举竞争中一致对

外，不进行相互间的选举斗争。

1946年官方党的改组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不满。工人部的反对呼

声最高，一些工人领袖带领工会组织脱离了官方党，另建了独立的新党

。同时在党内，权力的职团结构虽然被废除了，但心理的职团结构仍然

没什么变化，人们对其所属的职团组织的忠诚远胜于对党的忠诚。党的

设计者们原来希望避免党内各职团部门之间的利益之争影响针对各个选

任职位的党际竞争，但是改组的结果却是把一部分党内斗争外化为党际

的竞争，削弱了官方党的竞选优势。1950年，革命制度党重新恢复了部

门提名制度，职团结构再度得到承认。为满足日益增多的有政治意识的

公民和专门化利益集团的参政要求，方法上已不再是改革党的职团结构

，而是扩展这一结构的外延，在党的创立特殊的组织，把更多的政

治力量整合到党的周围。譬如，为了保持与军人的团结一致，革命制度

党建立了“全国荣誉和公正委员会”；为了鼓励妇女和青年加入官方党

，又成立了“全国妇女参政委员会”和“全国青年组织”。

经过几度反复，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组织体系及其制度框架终于形

成并稳定下来，成为墨西哥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柱和力量源泉，成为墨西

哥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

70年的辉煌与成功之路

革命制度党作为官方党能够连续执政70年，并且取得令人瞩目的业

绩，是与它的历史使命、理论主张、组织结构特点以及一系列正确的社

会经济政策分不开的。

一、革命制度党的建立及其所完成的历史使命，为其长期执政创造

了良好的国内政治环境。革命制度党不是一个反抗外来侵略与缔造民族

国家的党，而是官方以改良方式实现政治制度化的一个工具。在官方党

建立之前，墨西哥的每一次总统选举几乎都会触发军事，革命制度

党的建立及其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形成，首要目的就是要排除考迪略势

力和军队对国家政治的干预，保证国家权力能够实现制度化的和平交接，

使墨西哥政治走上现代化轨道。党的建立首先打破了考迪略武力竞争政

权的政治格局，结束了军阀混战局面，提供了政党政治的活动框架和民

主选举的法律程序；党的职团结构的形成，最终敲响了地方考迪略政治

机器的丧钟，使其丧失了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而使革命制度党的长期连

任得以不受非制度化的暴力因素干扰；随着党的军人部的取消，作为民

主政治重要标志的文人开始领导国家建设。这一切都为革命制度党

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顺利推行国内外政策、控制国家选举从而长期

执政创造了条件。

二、革命制度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有效保持了国内民众思想

上的广泛共识和对官方党的认同。革命制度党特别注意保持在意识形态

方面的优势和统治地位。该党以共和国宪法作为党的纲领，以民众主义

、民族主义为其指导思想，内容主要包括革命民族主义、社会平等和全

面民主化3个方面。 这些内容带有明显的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

义结合起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特点。革命制度党也不把自己的意识

形态贴上左或右的标签，只是笼统地宣称自己继承了墨西哥革命与历史

的传统，它的意识形态就是“墨西哥革命的意识形态”，就是“墨西哥

革命的原则”。这样，革命制度党的理论主张就获得了一种由墨西哥革

命历史所赋予的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也正是因为革命制度党的

意识形态不受某一政治标签的框定，这种灵活性使革命制度党在意识形

态上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不是对在社会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异

己思想的姑息迁就或视而不见，而是把其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内容加以适

当变通和改造，吸收进自己的纲领，为我所用。这样，革命制度党以“

人民的全部价值观”的代表者的身份，占领了一切重要的政治思想空间

，同时也剥夺了其它反对党的思想资本和理论阵地，抑制了反对党的力

量，凝聚了全国人心，在墨西哥人民中形成了以革命制度党理论主张为

核心的对国家重大问题的广泛共识，形成了对革命制度党长期执政的持

续认同。

三、革命制度党职团主义组织体系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国内各阶级，

使官方党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早在1917年，墨西哥宪法就规定了反

映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政治—军事官僚阶层利益的四大基本政策：

工利、土地改革、民众教育和民选职务不得连选连任。这使墨西哥

得到了上述四个阶层的拥护与支持，建立在这个利益—效忠基础上

的官方党职团结构起到了极强的社会整合作用。一方面，职团结构能够把社会各阶级之间无节制的斗争转化为党内部门间程序性的谈判，避免

其分化为党派之间的纷争，从而使革命制度党超越各个具体阶级，成为

整个社会利益协调的核心；另一方面，职团结构使得革命制度党对社会

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

四、革命制度党具有高度灵活的宏观政治调控能力，能够根据社会

需要制定合适的经济、社会政策。墨西哥经济选择了在自由市场经济与

完全国有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实行国家、社会与个人并行的混合经济

体系。因此，墨西哥社会既存在以国家和民众为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又

存在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私营经济。从实践来看，墨西哥的公有制经

济有效保持了社会稳定，但难以促进经济高速发展；私营经济具有较强

的活力，但是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从4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一直在政

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寻求某种动态的平衡，以卡德纳斯为代表的民众

主义路线与以阿莱曼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路线在政策上进行相互交替。当

私人资本快速发展，造成社会财富分配高度不平等、阶级矛盾激化时，

政策向左偏，依靠民众职团，节制私人资本；当国家过度干预经济

，造成严重的资本外流与经济衰退时，政策转而向右偏，扶植私人

资本，通过组织手段控制民众运动。这种对社会的钟摆式左右制衡

机制，为墨西哥的政治、经济均衡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再加上墨西哥

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符合五、六十年代的国际经济大趋势，丰富的

石油矿产带来丰厚的外汇收入，这些重要因素带动墨西哥经济走上了持

续高速发展的道路。

近20年的挑战与危机

革命制度党在其执政期间所取得的政绩是骄人的。从1950—1985年

，墨西哥人口从2500万增加到7700万，而人均GNP却从每年362美元上升

到2734美元；人均寿命从41.5岁上升到64.2岁，而文盲率却从80％下降

到6％。墨西哥已经成为拉丁美洲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革命制度党领导墨西哥在创造了近50年的辉煌历史之后，从80年代

开始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先是出现了1982年的外债危机，其后是一系

列的社会动荡，它的高潮是1994年的南部恰帕斯州农民和严重的金

融危机。19年中期选举，左翼的民主革命党和右翼的国家行动党异军

突起，两党在议会的席位之和已经超过了革命制度党；同年在首次由民

选产生的首都联邦区长官角逐中民主革命党又击败了官方党。这宣告了

革命制度党左右墨西哥政局的时代的终结，墨政局基本已成三足鼎立之

势。革命制度党在近20年显示出节节衰退的迹象有一系列原因，而经济

政策失误、党的指导思想的转变和职团主义组织体系的衰落则是其中最

主要的因素。

一、革命制度党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导致了一

系列经济社会危机。墨西哥原来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是封闭

式的内向型经济。实践证明，这种政策在当时是正确的。但是，到了70

年代，墨西哥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产，开始大举外债开发油田，结果由

于世界经济危机，国际油价大跌，墨西哥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1982年出现了债务危机。墨西哥不得不实行紧缩政策，并加入了关贸总

协定，取了以偿付外债为目的的出口导向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在

这种模式下，降低了关税，过早地开放市场，不加限制地吸收外资，

（注：墨西哥在萨利纳斯（1988—1994年在任）执政期间，吸收外资之

多居拉美之首，累计达750亿美元。由于1994年国内政局动荡， 经济乏

力，加上美国利率提高等不利因素，大量外国投机资本外逃，引起金融

市场动荡。）而且过分依赖外资。恶果在1994年显现出来了，由于当年

的外资大量抽逃，直接加剧了墨西哥的金融危机，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多

达700亿美元的损失。从80年代开始， 为配合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

步伐，在美国的极力影响下，墨西哥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私有化，

私营企业主集团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势力大为膨胀，而失业的工人则越来

越多，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在农村，土地分配停止了，1992年墨西哥修

，废除了“耕者有其田”的原则，彻底结束了土地改革的进程，

大量分不到土地的农民不是揭竿而起就是涌入大城市成为劳动力后备大

军。如今，墨西哥出现了4500万贫困人口，其中有2500万属于赤贫，20

％的最贫困人口仅享有全国 4.4％的财富，而20％的最富有人口却占有

53. 5％的财富。经济社会的矛盾由此可见一斑。

二、革命制度党以“社会自由主义”取代“革命民族主义”作为党

的指导思想，削弱了党的社会基础。萨利纳斯总统（1988—1994在任）

为适应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需要，提出了“新民族主义”和“社会自

由主义”的新理论主张。前者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放弃了它一贯的反帝、

反霸和反美的口号，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后者则

宣扬在“社会利益原则”下的自由主义。这一理论在1993年革命制度党

的十六大上通过，被确立为该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

进程中，“社会利益原则”仅仅是一个修饰语而已。墨西哥的阶级力量

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的资产阶级性质越来越明显，收益

分配越来越向资方倾斜。在政党政治方面，1994年新总统塞迪略上台后

的第一项改革措施就是修改了选举法，废除了在选举中支持官方党

的一贯作法，这一举措打击了革命制度党工农职团部门的信心和凝聚力

，更增加了该党被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右翼政党击败而沦为在野党的可能

性。

三、革命制度党体制僵化、派别斗争严重，官方党职团结构在新的

经济体制下有趋于瓦解的危险。由于长期执政，官方党职团部门的领导

人也日益官僚化了，出于自己的政治前途与既得利益考虑，他们通常更

多地对上负责，而对来自下层普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则敷衍塞责。而同

时，与官方党对各职团部门的分化瓦解政策，使得各职团组织与政

府的谈判与对抗能力大大削弱，不得不对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因此

，各职团部门在忠实反映其部门成员的要求与利益方面，工作做得并不

是很深入，而当无意顾及职团部门的利益时，他们也不具备与国家

进行谈判的有效能力了。60年代，这种危险的组织离心倾向就已露出苗

头，由于国家政策向右倾斜，约3.5万名不满的农民脱离了农民部， 成

立了“独立农民联合会”。80年代墨西哥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后，

3个职团部门成员组织的离心倾向愈发严重， 墨西哥国家与劳工的关系

有再度出现“非制度化”的危险趋势。对于政局的动荡与社会的种种危

机，官方党的职团结构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

面对新世纪的政策调整

革命制度党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日渐脱离了支持它的劳工阶级，

削弱了自身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随着职团主义体系的衰落

，建立在这个体系基础上的党也面临着动摇和解体的危险。这不能不引

起革命制度党自身的深刻反思。从1996年开始，该党进行了一系列大政

方针的调整，主要包括：

一、1996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 重新恢复了“革命民族主义”

的指导思想，强调指出：革命制度党是墨西哥工人、农民和人民阶层的

党，是民族主义、民主和民众的党。这说明该党重新明确了自己的民众

主义性质与政治角色，是对民众阶层的一种鼓舞和凝聚。

二、革命制度党开始着手理顺党政关系和扩大党内民主。由于长期

以来对党内民主重视不够，革命制度党的领导层与基层组织缺乏有效的

沟通，也受不到规范的民主监督。有鉴于此，该党规定，党的领导职务

和民选职务的候选人必须具备10年以上的党龄；以后历届总统候选人不

再由前任总统指定，而由党的全国政治委员会在6 个备选人士中遴选产

生；州长候选人的产生也以同样方式进行。

三、革命制度党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政策调整。

进一步深化国家政治体制改革，尤其是选举制度的改革，保证政党

选举中的公平、公正和透明。同时革命制度党与的一种新型党政关

系也逐步确立起来了，革命制度党不再作为官方党出现，而将以一个普

通的竞争性政党的面貌参与角逐。

四、在经济政策方面，革命制度党加强了宏观调控，进一步严

格财政金融纪律，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制定了中长期经济发展

，以加强对外开放与合作。

五、在社会政策方面，革命制度党重新加大了对社会公共事业

的投资力度，19年联邦预算的56％将用于各类社会项目。新的社会保

障法也随之出台，以着力解决墨西哥社会的发展失衡、农村扶贫以及通

过和平对话处理社会冲突等各种迫切问题。

如今，革命制度党正从原来作为与民间桥梁的官方党过渡为多

党制竞争中的一个普通政党。这种角色转变既是对革命制度党生存与发

展的严峻挑战，又是对其职团结构生命力与适应性的考验。对于一个执

政70年的大党来说，革命制度党拥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包容性极强

的意识形态、灵活应变的政策能力以及相当庞大的组织队伍，因此，尽

管反对党势力呈现咄咄逼人的架势，但是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预计革

命制度党仍有极强的竞争力。从近几年的选举情况来看，革命制度党的

支持率稳定在40％左右，而两大反对党民主革命党和国家行动党则各握

30％的选票。

总的来说，墨西哥政党体制已由原来数党并存、一党独霸的非竞争

性霸权党制转变成了一党执政、多党制衡的竞争性优势党制。至于这种

体制以后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演变，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能否在今后新的政

治框架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且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曾昭耀：《政治稳定与现代化》，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丹·科·比列加斯等：《墨西哥历史概要》（中译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3]周余云：“世纪之交的拉美政党政治”，《拉丁美洲研究》，

1999年第一期。

[4]Ronald.H.McDonald and J.Mark Ruhl, Party Politics and

Elections in Latin America,Westview Press,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