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学谈石油价格-台湾石油丰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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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

科学是一项激动人心的智力活动,如今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确,当经济之前冠以“知识”二字后,作为知识生产主要途径的科学研究活动,其内涵、建制、运作模式以及社会作用,都不可避免地会有相应的改变。同时,也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表现更为突出。

1　冲突产生的背景

300多年前,英国皇家学会的学者们只是出于好奇心和兴趣而从事科学研究。正如默顿在《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所言:“无论是以皇家学会的名义正式聚会,还是在咖啡馆或人个寓所里的非正式碰头,这个科学家群体都无休止地探讨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技术问题。”但“经常见到的情形并不是一群‘经济人’联合起来或各自为战地谋求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而是一批好奇的研究者通力合作去探求大自然的奥秘。”因为,“科学家免不了会有希望得到社会喝彩的欲望,而做出可获利的应用性发现就能产生远远超出学术界的影响”,但总的来说,那时“个人经济收益的前景极少激起科学家的活动动机”。

然而,随着科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研究所需经费急剧增加的同时,科学成果到实际应用的距离也越来越短,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界限日趋模糊。这使得科学成为了一种可能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投资对象。美国的“Bayh-Dole1980年专利商标修正案”正是顺应这一潮流的明智之举。因为在此修正案通过之前,联邦政府各部门,对于它们资助的(和由它们出面签订合同的项目中所做出的)创造发明,有两种处理方法:或者将专利权收归该部门所有(俗称“收权政策”),或者将权力授予那家签订合同的单位,但政府要使用这些创造发明时,可免付“许可证”使用费。1980年的Bayh-Dole法令充分肯定了“许可证政策”〔1〕。1986年“联邦政府转让法令”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规定大学有权获得其研究成果的专利权,而赞助公司则可免付专利使用许可费。在此情况下,企业资助大学R&D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统计,1970年大学研究经费中,联邦政府所占比重为70.5%,而企业仅占2.6%的份额。到1997年该比例变为政府占59.6%,企业占7.1%〔2〕。

与此同时,大学和科学家也日益关注研究成果的商业前景、知识产权归属等方面的问题。来自“美国专利商标局”(PTO)的数字表明:1969-1997年间,美国大学与学院所拥有专利数目呈上升趋势,且在1980年以后有较大幅度增长。1984-1989年翻了一番,1989-1997年间又翻了一番〔3〕。不仅如此,随着知识对经济渗透力的增强,科学家以自己的发现、发明创立公司的做法蔚然成风,高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遍地萌发。这正如雷德(Tinker

Ready)所言:“如果你现在还认为科学只是发生在大学实验室而与企业利润截然无关的独立活动的话,你的观念至少落后了20年”〔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的科学界,尤其是美国科学界,不时传出一些因企业主和科学家过度追求商业利益而侵蚀科学研究的客观性,败坏科学形象,损害公众利益的负面事件,从而使科学研究中的“利益冲突”,成为了科学社会学、伦理学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2　利益冲突及其主要形式

有关利益冲突的说法很多,卡尔松(T.Carson)的定义指出,当个人I(individual)因如下原因而不能履行其职业责任时,将产生利益冲突:①在个人利益与其所属组织P应有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时;②个人I有促进或阻碍X利益的企图(X指非I的某一利益主体),并且促进或阻碍X的利益与P的利益之间存在(或个人I认为存在)实际的或潜在的冲突。换言之,当个人的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与其所应遵循的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发生矛盾时,便可能产生利益冲突〔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利益冲突”一词几乎近于贬义,但利益冲突的存在本身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导致利益主体犯错误———它仅仅只表明:存在一些影响人们判断和行为的因素。尽管如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的确容易引起不道德的行为。故而,“利益冲突”在道德上往往又指那些因个人将经济利益或其它利益凌驾于其职业规范或相应义务之上,而破坏和影响职业判断的一种行为。就研究伦理而言,至少有三类标准可被用于判断是否存在利益冲突。第一,以是否违反职业守则、规范来判断;第二,当某一行为在可预见其后果的情况下,根据是否产生有害后果(如影响科学判断,歪曲研究结果,或者使相关个人或机构的利益受到损害)进行判断。第三,根据行为本身是否违反一般道德准则来判断〔6〕。

在常人心目中,科学家探索自然的活动是摆脱了一切偏见的“价值中涉”(value

free)过程。不过,近三十年来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理论研究,以及更长时期以来的科学史实,均对此提出了挑战。如今大多数人都承认,利益因素的存在,往往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力———无论是有心抑或无意。韦斯(Ted

Weiss)在谈到1987年美国国会对一家名为Genentech的公司所生产药物的利益冲突调查时指出:“最令人担心的是,得到经济资助的研究人员自己并未意识到倾向性可能影响临床研究乃至对病人的治疗”。这种担心并非过虑。20世纪70年代以来,汉森、库恩等人的研究充分表明:观察具有“理论负荷”(theory

laden),决定科学家观察、思考问题的“范式”要素之一便是“价值”。尔后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学派,虽然似乎太极端了些,但它对“利益因素”在科学争论、理论选择时“作为政治与社会的因素的中介”而予以重视的思想,却并非全无道理〔7〕。科学的历程也不时提醒人们:对成功的渴望,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常常可能使“诚实而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人被他们自己所愚弄”。正如美国科学院等数家权威机构共同编写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一书所言:“在某个科学领域中,几种不同的解释,可能同样地适用于已有的资料,且不同解释有进一步研究的不同途径。研究人员应当怎样选择呢?……想要相信一种新现象的愿望,有时甚至会超过对肯定的良好控制的证据的要求”。

如果说因利益因素影响而使科学家无意之中犯错误尚可容忍的话,研究者为适应追名逐利的需要而有意歪曲事实,隐瞒利益冲突关系的做法,便是一种严重的失范行为。科学家与常人一样,也须扮演不同的角色。这就要求科学家必须学会正确看待各种利益关系,特别是经济利益关系,并不使其威胁、控制自己的科学判断力。否则,不但会危害科学事业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以下是一些典型的情形。

(1)研究过程中的利益冲突　即在科学探索中,因研究者过分顾及自身利益(在此主要指经济利益)而违反职业准则、行为规范的现象。著名例子如“治疗眼睛干涸的眼膏案”。8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国立”大学的一位名叫Scheffer

C.G.Tseng的研究者(以下简称ST博士),在美进修期间,对于用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发生了兴趣。他在一系列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中,以兔子为实验对象研究维生素A的此类治疗作用,并且似乎取得了某种成功。于是开始着手人体试验:先在霍普金斯大学,后来在哈佛的麻省眼耳科医院进行测试。该院“人体实验委员会”根据联邦政府的有关法规,同意ST博士在25~50名病人身上试用。但据后来的调查,ST博士擅自扩大试验范围,并违背“知情同意”的原则,欺骗性地在数百名病人身上进行了试用。从中有选择地挑选病例,撰写、发表了两篇有利于维生素A治疗眼睛干涸的研究报告。之后,ST博士及其导师建立了一家名为Spectra的制药公司,生产所谓“治疗眼睛干涸的维生素A药膏”。公司公开发行股票,ST博士及其导师是最大的股东。后来,由未在该公司持股的其它研究者所做的研究表明,此药膏非但对治疗眼睛干涸毫无疗效,长期使用还会产生不良反应。ST博士闻此风声,迅速在公众尚未知晓前抛售了他所持该公司的全部股票。此事曝光后,引起了公众的极大愤概,ST博士及其所在医院的院长均被迫辞职。但因其做法未对病人造成严重损害,而被免予起诉〔8〕。

(2)咨询服务与利益冲突　即具有某种利益关系的科学家,在相关的评审、咨询服务中,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著名案例为“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哈佛医学院的塞尔克(Dennis

Selkoe)是一位世界闻名的科学家,他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依据,发明了一种可以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并创立了一家名为“雅典神经科学公司”的企业。通过科学与制药业的结合,他成了一位知识富翁。另一方面,由于近些年美国市场上检查阿尔兹海默症的试剂种类很多,因而许多人希望能得到专家的指导。1997年,“雅典神经科学公司”向非盈利组织“阿尔兹海默症协会”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赞助费,以举办一次有关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研究活动。“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又说服了声望极高的“国家卫生研究所”与其共同组织这次活动。同时,塞尔克也以国家卫生研究所专家组成员的身份参与研究。1998年4月,在该领域权威杂志《老年神经生物学》上,以国家卫生研究所特邀专家组的名义,公布了对多种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的比较研究结果。其中特别向人们推荐的,便是“雅典神经公司”的试剂。文章虽然声明“雅典神经公司是该项研究的赞助者”,但却没有在任何地方提及作为该研究小组评委的塞尔克是该公司的创始人与主要股东。这样,“雅典神经公司”的利益影响,便凭借公众对“阿尔兹海默症协会”及“国家卫生研究所”两个非盈利组织的信赖而瞒天过海。同年10月,美国《华尔街杂志》揭露了塞尔克等人与推荐产品公司的利益关系。一周后,哈佛医学院收到匿名举报,声称塞尔克违反了该校有关处理利益冲突的规定。但塞尔克在接受“哈佛评议委员会”调查时,却声称该关系早已众所周知,并且他在以往的论文中都有说明。可有人注意到,他在1992年《科学》上发表的有关论文从未出现利益声明。还有人随意查阅了他在1996、1997年发表的八篇文章,也没有任何一篇提及此关系。“阿尔兹海默症诊断试剂案”表明,缺乏利益公开的监督,将会使企业的市场企图以堂皇的学术名义而蒙蔽公众〔9〕。类似

例证还有许多。如多伦多大学的一些研究者经过大量研究发现:来自制药公司的资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药物疗效的评价,96%的推荐文章都是受公司赞助的研究者撰写的。一位名叫克里姆斯凯(Sheldon

Krimsky)的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1997年,他分析了800篇科学论文后指出,其中34%的文章作者所报告的研究结果与其所拥有股票或担负顾问的公司有关。1998年,他考察了62000篇科学论文,以确认究竟有多少科学家在文章中注明了他们与文章所推荐产品间的利益关系。结果发现,只有0.5%的文章包括了利益公开方面的陈述〔10〕。

(3)公布研究成果时的利益冲突　主要指科学家因经费筹措、专利申请等利益关系的影响,而必须在遵守科学规范与屈从商业要求间做出选择时所面临的冲突。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结果的公开与共享,不仅是科学家及其工作接受同行检验,确保研究质量,赢得同行承认的前提,更是避免不必要重复,促进科学持续进步的重要保证。R.默顿亦将“公有主义”视作“科学的社会结构”赖以存在的基本规范〔11〕。除了国家利益、军事需要的考虑之外,一位不愿意与合格同事分享研究成果的科学家,在传统科学家眼中无异于不可信赖的另类。然而,如今有些科学家为了能在经费争夺战中占据有利地位或者申请专利的需要,往往闭口不谈他们最好的设想,奉行所谓“多听少说”的原则。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工业资助大量介入学术机构,因科学规范与商业运作价值取向不同而产生的研究成果公开与保密的矛盾日益突出。

哈佛大学医学院布鲁门特尔(David

Blumenthal)主持的一系列研究表明,82%的公司要求其所赞助的学术研究成果需为申请专利保密至少2-3个月乃至更长时间。有47%接受调查的公司声称,它们通常要求更长的保密时间〔12〕。而在对大学的调查中,布鲁门特尔以1993年以来获得“国家卫生研究所”(NIH)资助最多的前50所大学的3394个生命科学院为研究对象,采取问卷邮寄的形式进行了调查。其中有2167个被调查单位回复了问卷。经分析,19.8%的回答者明确承认过去三年间曾为申请专利而延迟发表6个月以上(国家卫生研究所认为可接受的推迟时间为60天)。8.1%的回答者承认在过去3年里拒绝与其它大学的研究者“分享成果”。多变量相关分析还显示,接受工业界资助及大学科学研究的商业化,与延迟发表有很高的相关性。而另一位研究者拉姆(Rahm)对美国1000名公司技术经理及全美大学R&D开展最好的前100所大学的院系成员调查显示:39%的赞助公司限制所赞助院系与其它大学共享成果。70%的技术经理及53%的院系成员承认,存在延迟发表甚至根本不公布研究成果的情况〔13〕。

除了为申请专利等知识产权考虑而延迟发表或拒绝公布成果外,接受赞助的研究者还发现,当其做出不利于赞助公司的研究结果后,他们在公开发表研究结果时通常会面临更大的阻力。例如,据美国《科学》杂志报道,布朗大学医学院一位名叫克恩(David

Kern)的副教授,以顾问身份受“某家”纺织公司资助从事研究(后经《科学》杂志核实为Microfibres公司),并与该公司签订有保守“商业秘密”的协议。经过1986-1997年十余载的研究,他发现该纺织公司的工人易患一种被称为ILD的肺病。当克恩准备公开这一研究结果时,该公司声称此项研究尚不成熟,并以订有协议为名禁止他在会议上公开其发现。即使隐去公司名称,以摘要形式公布也不行。这一做法引起了科学界的强烈反响,《科学》在其“科学与商业”栏目曾为此刊发了不少争论文章〔14〕。又如,《华尔街杂志》1996年曾刊文说,一家大制药公司赞助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这家公司一种治疗甲状腺功能衰退的畅销药,远不如价格较其便宜许多的另外一些药品疗效好。但该公司坚决禁止公布此研究结果,研究者最后只好撤回了这篇已经通过评审的论文。而在烟草公司资助的有关吸烟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以及煤矿、石油公司赞助的全球变暖研究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保密问题〔15〕。

3　利益公开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当人们可能因研究成果获利或减少损失时,最易产生利益冲突。鉴于此,一些研究者提出了解决利益冲突的若干原则:①公开冲突。②剥夺可能影响研究者科学判断能力的利益。③有利益关系者不参与相关成果、论文的评审,不发表有倾向性的言论。④求助于调整利益冲突的法律、规则和政策。⑤加强职业道德教育。⑥制定、颁布鉴定利益冲突的明确标准和指南〔16〕。其中,利益公开化被认为是避免利益冲突及其负效应的最有效手段。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相关人员必须承认利益冲突情境的存在。

1989年,美国“国家科学卫生研究所”为保证其研究经费资助不致引起经济利益方面的冲突,曾经颁布过一些条例,要求接受资助者向政府公开其本人、家庭以及商业伙伴的一切经济利益。这一做法立刻招致许多人的抗议,国家卫生研究所为此收到了751封抱怨的信件。鉴于反对呼声强烈,国家卫生研究所被迫撤回了该项规定。1995年,“美国公共卫生署”(PHS)、美国卫生和福利部(HHS)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共同拟订了处理利益冲突的原则,并要求各大学、研究机构根据各自实际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作为公共卫生署下属机构的“国家卫生研究所”,1995年又颁布了修订后的利益冲突条款。新的条款规定,经费申请者必须向其所在大学、研究机构公开说明:在国家卫生研究所赞助项目“直接和明确”的影响下,申请者可能得到哪些“有效的经济利益”。且当“有效经济利益”为价值超过5000美元的任何形式的报酬、收益,或获利公司投资的5%时,都必须公开其利益关系。国家科学基金会则规定:经费申请者必须列举过去四年内的合作研究者、导师或其它指导者,以避免潜在的利益冲突或选择评议人时的偏见。美国农业部也要求经费申请者列举出过去五年内的研究伙伴及论文合作者,以使评议人的选择更加客观公正。此外,一些职业组织,如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美国医学院校协会(AAMC)等都有各自避免利益冲突的指南与处理程序。大多数美国大学也有类似政策。如旧金山加州大学规定,若教师与提供药品、医疗器械的公司存在利益关系,则不能参加相关的临床试验。华盛顿大学对此没有完全禁止,但必须事先征得学校同意。凡涉及人体试验的项目,一律执行所谓“零容忍标准”(zero-tolerance

standard),即参与试验的教师必须公布所有的经济利益关系,哪怕是最微小的利益也不例外。哈佛大学医学院则禁止其教师接受他们持有股票公司的经费赞助。密执安大学规定,其教师从制药公司获得的咨询费或作为专家证人的收入,不得超过其工资的25%。然而,尽管有许多抑制利益冲突的积极措施,但三个独立研究小组最近对美国科学界处理利益冲突所作的调查表明,情况并不乐观〔17〕。

实现利益公开的另一个重要阵地是科学期刊。1997年,“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向所有文章作者、评审人及编辑推荐了一项旨在促进发表中实现“利益公开”的政策,大约500家期刊对此表示赞同。事实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从1984年起,就要求凡在该刊发表文章的研究人员,都必须公开说明“在可能受其研究结果影响的公司中的所有经济利益”。《科学》也要求其投稿者,公开“所有可能引起文章内容判断偏见的、作者的职业的和经济的利益”,且此要求同样适用于其同行评议者、编辑及记者。《自然》、《科学美国人》等众多杂志也都有类似规定〔18〕。

应当说,在科学日益商业化的今天,正确认识与处理利益冲突及其消极影响意义甚大。我国正处于促进科学向生产力转化的起步阶段,正在大力鼓励大学、研究机构积极与公共部门、各类企业开展教育、研究及咨询等方面的合作。这不但对促进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极为有益,而且还能有效弥补大学、研究机构的经费不足。为了少走弯路,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利益冲突调控体系,加强科学界的自律,以确保知识生产的严肃性与知识产品的真理性。同时,科学家还应当更加注重关心和保护公众利益,担当起应负的社会责任。

此外,笔者以为,“利益冲突”也许为我们考察科学社会学的演进提供了某种有益的视角。如果说默顿为我们绘制了一幅“理想化”的“宏观”科学蓝图的话,科学知识社会学则是一些“描述性”的“微观”细节。尽管默顿的“科学的规范结构”被认为不大符合现代科学的实际,尽管有人强调科学家的行为常常违反默顿规范,但它毕竟是使科学区别于其它社会建制的重要特征。描述性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乃至走得更远的构造主义,固然使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诸如“利益”、“价值”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科学理论、科学思想形成与选择的影响,但它同时也给人以一种过分向“现实”妥协之感,无法为科学家的行动恰当与否提供标准与指南。而这一切又与现代科学研究息息相关,不容回避。因而,我们不妨将“利益冲突”作为切入点,以默顿理想化的科学结构为纲,以科学知识社会学细致深入的研究为基本素材,寻找某些既能反映当代科学研究特点,又对科学界整合有益的新认识。

五体贴地，求：2005年以后的上市公司虚假财务案例

2月21日下午，荆州江津路红苑宾馆，天发集团掌门人龚家龙春风得意，满脸喜色——天发石油上市10周年庆祝大会正在举行。

就在龚家龙大力为员工打气“要把握机遇，克难奋进”之际，几个穿着制服的人来到会场，迅速将龚家龙带走。此前还洋溢着喜庆气氛的会场顿时一片沉寂，大部分人都还没回过神来。

“湖北省公安厅经侦总队来人，在会场把龚家龙带走，理由是涉嫌经济犯罪。”天发集团一位中层干部称。

龚家龙被外界称为“民营油企第一人”，为S*ST天颐(600703)与天发石油(S*ST天发，000670)的实际控制人。同时，他还身兼号称“民营石油航母”的长联石油控股公司董事局主席和全国工商联石油商会会长，亦是光彩49集团的14名股东之一。

本报记者多方打探，获知了天发集团旗下上市公司股权在龚家龙和地方政府之间划转的内情，以及相关公司参与重组天发的种种努力。

龚家龙被带走

21日龚家龙被带走之后，其位于天发集团的办公室随即被查封。

细心人士发现，龚家龙“出事”早有征兆。数日前荆州方面就有传言，要对天发进行“大动作”。

知情人士透露，在龚被带走之前的12月20日，湖北省有关方面召集天发所涉9家债权银行在武汉开会，协商解决天发债务问题。

23日上午，天发所有高管被紧急通知参加会议，会上荆州市主管经济的官员通报了龚家龙被“调查”。

12月25日，湖北省委统战部召集光彩事业湖北方面负责人开会，通报龚家龙案相关情况。

目前，龚家龙涉嫌经济犯罪的具体情节尚未公布。但有消息人士向本报透露，今年3月份龚即已被有关部门限制出境，且已多次遭遇债权银行起诉，此次被抓则可能与天发集团侵占旗下上市公司的资金有关。

另有接近内情的人士透露，龚此次被抓主要原因，可能与涉嫌侵吞国有资产以及操纵股市有关。至于是否与其产权争端有关，尚不得而知。

不过，天发集团屡屡挪用其控制的两家上市公司天颐科技、天发股份资金则是不争的事实。

公开信息显示，天发集团累计拖欠中国银行湖北省分行、农行荆州分行、建行荆州分行等9家银行多达29亿元贷款未还，天发集团及其附属子公司资产也已陆续抵押给各家银行。

早在数年前，天发危机即已显现。S*ST天发(2.30,-0.12,-4.96%)2001年、2002年连续亏损，2003年戴帽ST，出现资金链断裂。与此同时，天颐科技也进入ST行列，并因连续四年业绩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如果不能尽快扭亏，这两家企业都将被迫在2007年退市。

而对龚家龙来说，年底清欠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今年10月，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再次重申年底是清欠大限，否则将对尚未完成清欠的上市公司采取立案稽查、查清主要责任人、督促落实最终清欠方案等三项措施。

然而，四面楚歌的天发集团依旧回天乏力。湖北五环会计师事务所最新审计表明：天发集团总资产35.3亿元，总负债却超39亿元。普华永道完成的报告则称，天发集团资不抵债已超过10亿元。

今年12月13日，S*ST天发公告称，其控股股东天发集团占用该公司资金共计1.84亿元，但长期亏损导致无力偿还，双方已达成协议，由天发集团及其关联方以非现金资产1.9689亿元抵偿对上市公司约1.82亿元欠款和277.27万元资金占用，超额部分将计入该公司资本公积金。

12月23日，天颐科技发布公告称，截止到2006年9月30日，天发集团共占用公司资金1.4亿元。天发集团以其关联方荆州木材持有的134,475.45平方米工业用地作价2250万元，作为对天颐科技以资抵债的资产。

不过，随着龚家龙“出事”，上市公司清欠将如何完成，恐怕已不在龚家龙考虑范围之内。

天发产权纠葛

天发集团陷入今日积重难返的境地，除了资金紧张，一个重要原因是困于产权不清。

在天发股份上市前的1996年11月18日，由龚家龙发起的“天润三峡投资基金”经三峡办和荆州市体改委批准成立，认购对象是天发工会、内部职工以及社会投资者，筹集人民币4.86亿元。

在人民银行禁止产业基金之后，龚家龙做了一个特殊的金融安排，就是利用国有的名义登记了一个壳公司，将这笔4.8亿借进来，大搞收购兼并。其中包括荆州造纸厂、荆州市第一木材总公司、荆州市化建总公司等等国有企业。

龚家龙以国有壳公司的名义在荆州投资了一个农业现代化的项目——菜籽油厂，并兼并了活力28集团。

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荆州的国企改革是‘好企业带坏企业’。我们花了15亿收购14家国有企业，安排了将近2万的职工。”

2001年，天发集团收购濒临破产边缘的上市公司活力28。资产重组之后，天发集团将活力28更名为天颐科技。新建120万吨油菜籽油生产能力，并将生物柴油技术引入菜籽油产业，组建了中国最大的生物石油企业。

此时天发集团已形成了一个集团两大上市公司的格局。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贪大求全的战略构思，使天发集团被国有企业的股权和债务拖入了悬而难决的产权争端。

2000 年10月19日，当时一位荆州市副市长主持会议，认定天发集团的股本是由天润三峡投资基金的投资形成的，荆州市国资局没有投入资金，根据“谁出资谁拥有产权”的原则，明晰和界定天发集团的产权，变更工商登记，并将天发股份的国有股权转让给天发集团工会。

10月24日，该会议纪要印发并抄送荆州市政府各部门——荆州市政府当初定下了如此的基调。

但熟悉当年改制内情的人士说，到2004年关于天颐科技的股权出现了变数。起因是这个以菜籽油为主业的企业出现资金困难——产能从十几万吨骤升到100万吨，需要大量的资金。

在各方斡旋下，最后国家开发银行决定给6个亿的贷款。在困难状态下突然出现大笔资金的时候，荆州市政府与龚家龙开始了新的“谈判”。

一位参与天发集团重组的人士说，当时政府要求龚将天颐划给政府，并以天发石油算龚私有作为对等的补偿。但龚家龙没有同意。

不久之后的2004年10月，荆州市政府出具了一张批文将天发集团持有天颐科技的5429.7万国有法人股股权转让给了荆州市国资委，具体由其所属的荆州市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

天颐科技产权变更之后，龚家龙统领天发集团石油与农业的二分天下顿时失去了半壁江山。荆州市、湖北省境内的国有银行纷纷前来催债，内忧外患让天发集团陷入泥潭，步履维艰。

几个月之后，天颐科技陷入停产。本来国开行要给的6亿贷款，因为看到几方股权争端，也没有了下文。

天颐科技自2004年停产后，一直不敢公开披露公司停产，直到今年证监会追查，各种问题才浮出水面。

曾参与资产重组的和君创业咨询集团总裁李肃说，天颐科技公司所有能卖的汽车都低价卖了，最后卖的是一批没开封的农产品加工设备，“一个亿买进来，最后200万给卖了，就用这些钱给职工发工资勉力维持”。

据称，2004年天颐被政府收回之后，龚家龙便负气北上。在北京成立了石油商会，再接着发起成立长联石油。而集团下属两上市公司则依旧深陷泥潭。

仅仅是天发集团的烂账就使全荆州成为金融重灾区，知情人说，“荆州五大银行年终经济考核的时候都没有奖金，甚至有三四家银行，总行都不许它放款了。”

重组迷雾

从2005年底开始，荆州当地的银行就提出要债务重组，工商银行(5.51,0.30,5.76%)是主席单位，当时就找来了雷曼兄弟公司，后者请李肃做顾问。

“最初提的一个想法是雷曼把28亿债务打折买过来，解脱天发的债务危机。盘活资产后，再找别的公司合作，当时还做了一套方案。”

但雷曼进来就要明确，这个股权是谁的？当时政府的意见仍旧是天颐科技属于政府，天发石油给雷曼重组。但这个国外投资者认为现实中不可能操作——28亿的债务两家公司是交叉的，没法分。

随后，在龚家龙要求政府明确产权的过程中，出现了意见分歧，知情人士说，其中颇多反复。

此后，光彩49集团也介入其中。光彩49集团计划用1元的代价分别收购荆州市政府和龚家龙手中的天发集团股权为开局，然后由光彩49集团将天发集团旗下的石油资产、石油运营牌照纳入长联；待光彩49集团接手天发集团后，雷曼兄弟公司将与湖北银行界商谈天发集团的债务重组；债务重组结束后，新疆中基实业股份公司将接盘天发集团旗下天颐科技的资产设备。

在反复博弈中，龚家龙赢得一个短暂的胜利，2006年9月8日，经荆州市政府及荆州市国资委批复，天发集团的6个子公司股东所持的天发集团股份，一并变更为龚家龙65000万元股权(持股65%)以及天发集团工会 35000万元股权(35%)。看起来，包括天颐公司股权在内的整个天发，都归还给了天发集团董事长龚家龙。

9月28日，天发集团的企业营业执照重新在荆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予以登记，法定代表龚家龙，注册资本为10亿元。

此后，雷曼兄弟公司进入参与重组，并派普华永道来审计，跟银行沟通。但好景不长，仅仅两个月之后，股权又被划回荆州市国资委，时间是2006年12月7号。

此后，光彩49和雷曼兄弟公司跟荆州政府再次谈判，打算一起接盘。省银监会还开了一次债权人委员会，商量有关方案。

12月21日，重组人员跟荆州当地银行见面，但当天下午，龚被公安部门带走。

一、上市公司管理舞弊之原因分析

所谓“虚假财务报告”，是指财务报告中所揭示的财务会计资讯存在严重不实或者财务报告的揭露存在重大遗漏。不同的企业提供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不同，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层面：

1. 股价考量

若经营高层本身就是大股东或有业绩预算的压力，为了使该公司有更高的股价，进而使自己本身持股市值增加，便有强烈的诱因趋使他对财务报表动手脚，从营业收入开始，不论是毛利率、营业费用、营业利益、业外收益等都有可用来“窗饰“财务报表。此与投资人及分析师长久以来非常重视公司的营业收入成长、毛利率变化、盈余成长及每股盈余等数字上，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2. 募集资金的考量

对於有募集资金压力的公司而言，如何从市场上募得较佳的资金条件，企业的营运获利状况，是关键性的因素，此乃经营高层要对财务报表作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能够顺利地从资本市场上募集到所需要的资金，条件不佳的企业若欲配股或增发新股，就会操纵损益，发布虚假的财务报表。

3. 经营管理阶层之薪酬与公司绩效有连带关系

企业管理阶层之薪酬结构自1990年代发生变化，为奖励管理阶层之经营绩效所发放之红利，从过去之现金红利制转变成目前多数公司以股票选择权作为员工之酬劳。根据统计，企业对於股票选择权之发放比例在过去十年间成长三倍，其相对应之价值更是惊人，1997年全美前2000大企业所发放之股票选择权市值约为50亿美元，至2000年时，其市值已增加为162亿美元，其价值短短三年间就超过三倍。两岸上市公司的高阶经营层通常不会愿意自己因业绩不好而下台，但在经营环境艰困时，作假帐就变成经营层要维持好获利绩效的选择项目之一。股票选择权诱使企业管理阶层积极创造经营绩效以拉抬公司股价，台湾目前常见的方式包括提早认列未实现收入、隐藏负债、使用其他新颖的会计手法等，以提高公司当年度之盈余。大陆企业目前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上市公司大部分也是由原来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成，在管理体制上还带有原来的一些特点，有些经营管理者在上任的当年会希望公司利润能有大幅上升，从而展现自己的管理能力和绩效。亦有部分经理人为达到此种预期，便会著手粉饰财务报告。

4. 资产重组或合并过程中的需要

企业的资产重组和合并，往往涉及很多人的利益，为了满足不同的利益需要，企业通常会藉改制和合并之机制造虚假的财务报告。例如有些上市公司为了维护企业在股票市场的形象，藉合并之名迷惑投资者。

随著两岸证券市场的发展，国家对市场的监管愈来愈趋严峻，上市公司发布虚假财务报告所需承担的风险也逐渐加大，通常必须有很大的诱因，才会促使上市以司挺而走险。

二、 产生虚假财务报告的原因及理论分析

由於资讯的提供者与使用者之间存在著资讯不对称，拥用较多资讯的一方就能够利用资讯为自己谋利，审计的产生即为了减少资讯的不对称。美国证管会向来以其透明的资讯揭露、严密的会计法规及有效率的执法机构，建置堪称最具效率之市场规范架构。并於2000年8月订定「公平揭露规则」 (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简称Regulation FD)，禁止企业与证券分析师於非公开场合接触时传递有关企业内部之重大未公开讯息。惟Regulation FD之实施仍无法完全解决资讯不对称之问题，证券分析师於安隆、世界通讯案中，不但获知企业内部之重大未公开讯息，甚至隐而未告或发布不当之研究报告以误导投资人。致使投资人质疑证管会是否确有善尽主管机关监督之责。

产生虚假财务报告的动机，究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和风险的权衡”决定了企业为什麼做虚假财务报告；二是“资讯不对称”决定了企业为什麼能够做虚假财务报告。

自1990年代全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开始就替顾客提供管理谘询服务，即为其查帐客户同时提供审计与非审计服务。由於管理谘询服务之公费收入远较查核业务为高，其潜在之市场让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除削价竞争外，对於查帐客户偏好之会计方法，也渐选择以默认应对。会计师就此之利益衡量，使独立性渐受侵蚀。

企业出具虚假财务报告一旦被查出，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可能造成公司经济利益和社会形象的损害，日后成为被稽查的重点对象，者个人的经济利益损失和法律责任的追究等。尽管如此，仍有企业为追求从而铤而走险。加诸目前企业内、外部监管不力等因素，企业出具虚假财务报告被稽核的比率相当低，且对舞弊案之惩处力度不大。

三、 两岸财务报告的主要手法

大陆有学者针对其上市公司管理舞弊案进行研究 ，本研究更加入近期台湾的舞弊手法加以比较。从理论上来说，舞弊最终乃须透过财务报告表达出来。表一说明了两岸上市司财务舞弊案的手法。

表中列示的手法都是窗饰财务报告的做法。为了满足不同的目的，会计人员会灵活采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得财务报告符合管理阶层之期望。兹将财务会计实务中，兹将常使用的财报舞弊方式说明如下：

1. 虚增销货收入

此乃上市公司管理舞弊手法中最常采用的方法。如大陆红光实业、黎明股份、银广夏等，－－为了提高净收益，从而达到配股或分红等其他目的，管理当局於是透过制造某些虚拟的销货业务，从而高估其销货收入。

台湾2004年爆发的地雷股中，亦有多家上市公司以先设立人头或空壳公司，再由地雷公司与这些人头公司进行进货及销货的交易，如此一来，就可「凭空创造」经营阶层所要的漂亮营收数字，以近期降为全额交割股的升技为例，根据证交所资料显示，升技2004年上半年自Top Rise等3家供应商进货55亿元，占总进货金额之70％，同期间，销货至Sunfine等4家公司61亿元，占总销货金额之71％，其中有高达41亿余元无实际通关证明文件，此外，以上所提及7家进货及销货公司都在香港注册，且住址皆相同，明显是设立来作虚灌营收的空壳公司。结果，升技2004年前3季的148亿营业收入，近15亿的税后净利及2.41元的每股税后盈余，绝大部份是作出来的。

2. 虚增应收帐款

虚增应收帐款可同时虚增销货收入。由於会计处理上只要有单据证明销货，便可认列营业收入及应收帐款，因此，某些公司为了增加营收，会刻意放宽销货政策，例如延长客户付款期限、给予较多的折让或利用有关出口货物优惠政策，虚增收入等，使营业收入在短期间不正常地增加，这对公司的损益表有一定的美化作用。例如，大陆51黎明弊案中，即为了达到虚增收入、利润的目的，些拟销货业务和销货对象，不惜虚开销货发票，虚增收入。该公司所属的营销不能作进项抵扣的普通增值税发票，虚增主营业务收入2269万元，而台湾的博达公司亦利用关系企业制造多起虚拟之交易。

表一 两岸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案的手法

虚增销货收入 虚增应收帐款 存货价值的任意调整 会计政策利用 关系人或子公司交易 费用的转移和调整

大陆红光实业舞弊案 ★ ★ ★

大陆郑百文舞弊案 ★ ★ ★

大陆张家界舞弊案 ★

大陆ST黎明舞弊案 ★ ★ ★ ★ ★

大陆大东海舞弊案 ★ ★

大陆银广厦舞弊案 ★ ★ ★ ★

大陆麦科特舞弊案 ★

台湾博达舞弊案 ★ ★ ★

台湾升技舞弊案 ★ ★ ★

台湾皇统舞弊案 ★ ★ ★ ★

台湾宏达科舞弊案 ★ ★

台湾太电掏空案舞弊案 ★ ★ ★

台湾中强电子舞弊案 ★ ★

1997年度大陆上市公司61.12%的应收帐款是其关系人交易 (见表二)，其中与控股公司发生的应收帐款关系人交易达95.29亿元，占总额的39.71%，与同属控股子公司、集团附属企业和兄弟公司之间发生的应收帐款金额为75.13亿元，占总额的31.31%。值得注意的是，大陆上市公司关系人交易中应收帐款金额盈余过大，显示操踪现象显著。

关系人 交易笔数 交易金额(亿元) 所占比例(%)

直(间)接控股公司 291 95.29 39.71

从属控股子公司、集团 145 75.13 31.31

附属企业、兄弟公司、子公司 98 26.31 10.96

联营、参股公司 207 17.47 7.28

合资公司 11 25.79 10.74

小 计 752 239.99 100.00

资料来源：蒋义宏、魏刚著，「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与财务问题研究」，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

3. 存货价值的任意调整

在销货收入不虚增的情况下，“盈余管理”的焦点就著中在成本及费用两个方面。销货成本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存货成本的调整，而存货所包括的层面较广，设计方法又多，乃为财会人员提供了很多虚拟财报的管道。假若，该产品需求不错，在通路上的货品销售不成问题，对该公司将不会有负面影响，但是，若该产品在通路上出现滞销的情况，不仅公司未来业绩将受影响，之前异常增加的应收帐款，也有可能会变成呆帐，若通路商要求退货，又是另一笔退货呆帐，二者皆可能影响公司获利状况，台湾多年前生产电脑显示器的中强电子，就是因此而关门大吉。

另外，台湾2004年中股市最大地雷之一的博达案，自1999年开始，即透过国内外人头公司，以假买卖的方式做帐达141亿元，由於当时手机概念股当红，博达即大肆宣传其所生产的砷化镓未来应用在手机上的商机有多大，成长性有多高，为了圆这个谎，博达透过这些人头公司，以假销货单进行堆货，在进货方面，则另外找了7家，自设2家原料供应商配合出货洗钱，虚灌营收手法的手法与升技案如出一辙。

大陆部分则有麦科特公司透过伪造进口设备融资租赁合约，虚列固定资产9074万港元；采用伪造材料和产品的购销合约、虚开进出口发票、伪造海关印章等手段，虚增收入30118万港元，虚构成本20798万港元，虚构利润9320万港元。又如例如黎明进出口公司擅自将其本应在「委托发出材料」科目核算的外委加工服装业务，通过与被委托方对开发票的形式，进行销货核算，以虚增888万元之销货收入。

4. 会计政策利用

有时上市司也会利用会计变动或会计制度和准则的漏洞来操纵利润，如改变短期投资处理损益法及会计原则变动等。尤其在新制度刚出炉，具体作法尚未明确规范时，被利用的情况最多，如当企业被允许对各种资产提列减损准备时，这类准备就成为调节利润的主要方法，此外当制度和准则中的某些特殊情况，需要主观判断或估计时，也容易被者利用，如或有事项的可能性的判断，企业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作出是否揭露、如何揭露的决定。所以，在方法中，重大事项的故意遗漏也被频繁地使用。

5. 关系人或子公司交易

上市柜公司除了可运用关系人或子公司交易虚灌营收外，亦可与这些关系人或子公司从事财务交易，以达到增加公司获利或图利他人之目的。例如：台湾早期的资产股利用关系人交易买卖农地或山坡地等图利他人。近年来台湾的太电掏空案就成为这种财务操作的代表性例子。根据检方调查，当时太电副总经理及财务长胡洪九，在民国82年到87年间，设立包括「中俊企业」等146家虚拟企业，再以太电为这些公司作担保，由这些虚拟企业向银行大笔举债，得款后将这些款项转往海外洗钱，再把债务抛给太电，导致太电损失达新台币200亿元，若折回现值，金额高达400亿，大陆部分之关系人交易则绝大部分透过应收帐款产生，如上述之第二点所述。

6. 费用的转移和调整

所谓费用转移，是指延迟费用与外界第三者（可能是供应商、客户，也可能是关系人）交易的入帐时间，以增加本期损益。另外，折旧费用的任意调整，资产减损或报废时机的选择，也可用来操纵损益。在大陆百文管理舞弊案中，公司上市后三年运用年度截止日前后之收入、费用的操踪方法，任意冲减成本及费用、费用跨期入帐等手段，以累计虚增利润约14390万元。

台湾首富，自此落幕

作者：风声岛

1993年，就在邓公发表南巡讲话的第二年，43岁的郭台铭在深圳有关部门陪同下来到龙华镇为企业选取新的生产基地。

5年之前，郭台铭在深圳创办了深圳海洋精密电脑接插件厂（富士康前身），成为首批入驻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

站在龙华镇一处山头，陪同官员随口询问郭台铭打算要多少亩土地做厂房？他指着面前一片荒芜的土地，豪气地说：“看得见的地，我全要了！”

此时的富士康还不像今天这么有名，在许多人眼里只是个做电脑配件的普通台资企业。

陪同的官员吓了一跳，觉得这位台商口气有点狂，可郭台铭笑着说：就怕这些地还不够富士康发展用的。

狂归狂，可人家毕竟是台商，政治效应远大于经济效益。随行人员不敢怠慢，赶忙将情况汇报到了上面，顺利获批。

三年后，占地1000多亩的龙华工业区正式成立，也就是今天拥有30多万员工的富士康工业园区。从工厂南门骑车到北门，需要耗时30分钟，可见面积之大。

这是郭台铭在大陆最早兴建的厂区，也是他创业后倾注心血最多的地方。

此后数年，郭台铭以深圳为中心，将企业从珠三角辐射到长三角，从沿海转入内陆甚至海外，靠着给大牌企业做代工，逐渐建立起拥有一百多万员工，产值数千亿的“代工帝国”富士康。

今天，富士康每条生产线平均每小时能生产近600台智能手机，世界上每七部iPhone，就有一部来自于富士康的生产。

创业47年，从貌不惊人的“塑料加工小哥”摇身成为身价百亿美元的台湾首富，郭台铭近半个世纪的打拼史相当精彩。

有人说他是冷酷专制的“霸道总裁”，也有人说他是有眼光、有胆识的管理大师，还有人说他是言不由衷的“花花公子”。

郭台铭说话也时常矛盾，常自诩是山西人，动不动就捧着“忠孝礼义”给自己贴金，可也会说出“商人无祖国，哪有市场哪就是祖国”，还有“大陆需要我，我不需要大陆”之类的话。

如今，71岁的郭台铭已经走下高坛。

1950年10月8日，新北市板桥路上，一座名为“慈惠宫”的妈祖庙内忽然传出响亮的婴儿啼哭声，蜗居在此的小警察郭龄瑞一家降生了名男婴。

面对窘迫的生活，郭警官给儿子起名“郭台铭”，表示不忘这段刻骨铭心的 历史 。

郭龄瑞是山西省晋城县人，当过兵，后毕业于中央警官学校，1948年随国民党败军撤到台湾，无权无势的他既买不起房，也没分到宿舍，和妻子只能栖身在警局附近的妈祖庙内。

童年时 ，郭台铭和弟弟妹妹因是外乡人，常被同龄人欺负，可无论对方有多少人，被打得多惨，他都会红着眼睛，抄起拖鞋和对方磕到底。

在家里，军人出身的郭龄瑞采取准军事化管理，孩子们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都有严格的作息制度，这让郭台铭身上除了股狠劲，还有凡事必须遵循制度的意识。

1966年，16岁的郭台铭因家境贫寒，靠半工半读在“海事专科学校”读完书，转身又服了兵役，之后到复兴航运公司当业务员。

21岁时，郭台铭进入台北一家药厂做业务员，因做事勤快，很快博得同在药厂实习的一位名叫林淑茹的姑娘芳心。

年轻时的郭台铭高大帅气，嘴巴又甜，林淑茹貌美如花，又温柔似水，俩人很快坠入情网。

接触不久后，郭台铭吓一跳，才晓得人家不仅是台北医药院的高材生，还是香港巨富林百欣的掌上明珠。

如此悬殊的家世背景，自然让林家极为反对，想尽一切办法阻挠两位年轻人在一起，连郭台铭的父母都站出来表示不敢高攀这门亲事。

可林淑茹认定郭台铭是自己的“真命天子”，不论家里怎么苦劝，丝毫不让步，郭台铭更觉得找到林淑茹是老天对自己的眷顾，也毫不妥协。

1975年，25岁的林淑如不顾家人反对，和郭台铭最终“奉子成婚”，结束了5年的恋爱长跑，步入到婚姻的殿堂。

等外孙郭守正和外孙女郭晓玲先后出生后，林百欣果真没去看过一眼,对女儿的那份怨恨可想而知。

要爱情不要面包的林淑茹很硬气，不来往就不来往吧，一门心思想做好郭台铭的贤内助，相夫教子。

事后证明，她还是草率了。

林淑茹的态度越坚决，郭台铭的压力越大，人家好歹是百亿富豪的女儿，就这么不明不白下嫁给自己这个“穷小子”，怎么说也得混出点名堂给老丈人看看吧。

此时正是塑料制品兴起的时代，全球的塑料加工产业相继转移到了港台地区。郭台铭知道打工没啥前途，就在婚前一年依靠母亲资助的20万和朋友共同创立了“鸿海塑料”。

“鸿海”是郭台铭想的名字，鸿为天，海为地，意思是自己做的是天地之间的大生意，寓意不错，可惜现实结结实实给了他一顿爆锤。

虽说郭台铭创业时也很勤奋，没日没夜苦干。可赚钱这回事，并不只靠勤奋，还有经验、技术以及人脉，甚至还需要点运气。

遗憾的是，年轻时的郭台铭这些都不具备，加上遭遇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原料价格大幅上扬，塑料产业一片萧条。

忙活了两年，钱没赚到不说，合作伙伴还接连撤股跑路，几十万的资本赔光还倒欠了一屁股债。老郭家穷得连奶粉钱都没了，刚出生的儿子只能喝着米汤，饿得哇哇大哭。

看见老公整天唉声叹气，家里又穷成这副模样，倔强的林淑茹只好拉下脸从娘家借了70万支援郭台铭。

1976年，26岁的郭台铭揣着温热的“老婆本”接了一笔黑白电视机旋钮的大订单。

可等他接下订单才发现自己没有生产旋钮模具的技术，只能到处求人，请外面的模具师傅帮忙才完成了生产任务。

就在整个订单生产的过程中，郭台铭敏锐意识到塑料加工属于产业链的底层，模具加工才是整个制造业的核心，他的心思有些活络起来。

1977年，鸿海账面已经有了数百万的资产，在许多朋友的建议下，郭台铭眼前有两个看似不错的“赚钱机会”。

一方面是台湾经济腾飞，乘房地产火热，去炒地皮；另一方面制造业兴起，带动了各种原材料涨价，还可以靠囤积原料赚钱。

没想到，郭台铭选择把所有钱统统购买最先进的日本模具机器，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

他觉得炒地皮和囤积原料都是投机行为，只有搞实业，掌握核心技术才能不赔。

话虽这么说，可这段时间的郭台铭倍受煎熬，一边要不断花钱培训技师，加班加点维护新机器，一边眼瞅着原本唾手可得的土地和原材料翻了一倍又一倍的价格，搁谁都觉得郁闷。

不仅如此，郭台铭还把公司搬到偏远的台北土城，这里是台湾专门关押经济犯的监狱。

他担心万一自己犯了啥经济问题，员工起码还能就近汇报情况，保持公司运营。

除了经营上提心吊胆，郭台铭也是真穷。

有一年过年，郭台铭发完公司员工的年终奖后，口袋只剩下2000块，只好留下1000块给家里买年夜饭，剩下1000块等太太回娘家象征性包了几个红包，好充个门面。

幸好，太太林淑茹不断给他鼓励，毕竟是读过大学的高材生，她坚信丈夫的决定没有错，让他放手去干。

不得不说，任何时候得到家人的支持，才是迈向成功最关键的一步。

熬了近四年，抵挡住诱惑的郭台铭苦尽甘来，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不断接到来自欧美等国的电子零件订单，业务节节攀升，周围赚快钱的朋友们事业却戛然而止。

1980年，鸿海生意真正红红火火起来，可30岁的郭台铭心里却有些不痛快。

因为买设备的原因，郭台铭经常在日本考察，他发现日方是“母鸡养小鸡”模式，大厂扶持小厂成为自己的“卫星工厂”，彼此合伙挣钱。

回看台湾，大厂欺负小厂，小厂又彼此打价格战，争斗不休，坊间因还不上贷款，工厂倒闭，法人被关的新闻屡见不鲜。

郭台铭因此作出一个决定：不再和台湾本地工厂玩，去找美国人做生意。也正是这个看似“崇洋媚外”的决定催生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富士康。

1985年，郭台铭接到了为电脑企业生产连接器的订单，算是正式链接上了“电脑产业”。

因为要进军国际，品牌得起个外文名，郭台铭就起了个“FOXCONN(富士康)”的名字。

FOX意思是狐狸，寓意企业要像狐狸一般灵活机敏，CONN是连接器的英文Connector的缩写，企业性质一目了然。

这名字可谓实至名归，在开发连接器生产设备时，不少工艺都不懂的郭台铭宣称 ：“成功就四个途径：抄、研究、创造、发明” 。

正是这种灵活且带有几分狡黠的企业文化，让富士康迅速成长起来，从模具加工切入到更为复杂的“个人电脑”生产环节。

为了开拓海外市场，郭台铭独自跑到美国寻找客户。几周时间，靠着每天吃汉堡，住12美元的 汽车 旅馆，美国51个州，他跑遍32个。

随着全球信息产业的爆发性增长，郭台铭的运气也来了，富士康的专业设备和技术得到海外商家认可，拿到了不少代工订单。

靠着早期投入的研发实力，别家需要花费数月时间才能完成设计到量产的过程，富士康只需要数周甚至更短的时间，价格居然还比同行要低。

1988年，富士康已是拥有1000多人，营收超10亿元的大型企业，成为宝岛重要的 科技 型加工企业。

可就在这一年，38岁的郭台铭再次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整个生产基地全部搬迁到大陆。

虽说此时大陆为推进改革，出台了不少支持台商在大陆设厂的政策，但是观望者居多，真正肯付诸实施的企业少之又少。

郭台铭敢突破两岸政治风险去大陆办厂，既有成本考虑，也是被逼的。

随着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台湾的土地及用人成本暴增。同一工种，台湾的人工成本是内地的5倍，而且有钱还找不到人。

同时，相比大陆种种优惠政策，台湾对中小型企业可谓放任自流，处处刁难和歧视。

正因为此，郭台铭已经盘算好了“鸿海”迈向全球化产业的规划。

此时的大陆不仅在土地政策上给予台商极大优惠，在税收、招工等环节也给予了充分照顾和扶持。

因此，深圳富士康工业园成立后，郭台铭自信地说：“大陆，未来将是我们制造技术的实验战场，在那里，我们要挑战制造、销售的最高境界。”

扎根深圳后，富士康正式迈入到发展的快车道，靠着超高性价比和高效率，从日韩等国精密制造企业抢走了不少订单。

龙华的新厂房在建期间，富士康正好在临时租借的黄田厂房赶一批康柏电脑的订单，那是郭台铭从韩国LG嘴里抢来的。

截止交货前一天，还有一万多台的电脑外壳没能完成，眼看就要规约，郭台铭亲自带领所有员工分A、B组两拨人轮流上流水线，24小时内停人不停设备。

凌晨5点57分，全部货物生产打包完毕，比预计时间还早了3分钟。

高效、守时，价格比同行低，同时为了打消合作商的顾虑，富士康拍着胸脯保证，自己只做代工，绝不会去做相关品牌商品。

这样的企业实在打着灯笼也难找，苦练签名多年的郭台铭终于有机会在和IBM、英特尔、DELL、索尼等产业巨头的合作协议上潇洒签上自己大名，钱也如流水般涌入。

做代工是为了赚钱，可也要看什么时候做最划算，精明的郭台铭脑子里一直算着账。

虽然手机代工是郭台铭最赚钱的项目，可包括后来的TFT-LCD领域，富士康都不是这些市场最早的进入者。

1999年之前，国内代工厂一窝蜂抢手机代工业务时，郭台铭觉得手机制造成本过高，不管厂家怎么邀请，他都按兵不动继续做个人电脑代工生意。

直到2000年，郭台铭觉得手机已经是大众不可或缺的通讯工具，这才不慌不忙出手。

凭着过硬的品质和技术，富士康相继从众多国际手机品牌拿下海量订单，很快垄断了全球手机代工行业。

苹果的乔布斯因为欣赏富士康帮摩托罗拉代工的手机品质，秘密会见郭台铭，将iPhone生产任务交给了富士康。

2001年，鸿海以1442亿元台币营收，成为台湾民营企业中的龙头企业。富士康位居“中国出口200强”第二，占到此时深圳出口总值的6.2%。

仅仅一年后，这个数字变为3450亿元，业绩增长达七成。52岁的郭台铭在这年全球福布斯富豪榜以23亿美元身家排名198位，连续四年蝉联“台湾 科技 首富”。

自郭台铭移师大陆创办富士康以来，年平均增长超过60%，全球市场占有率与营收狂飙猛进，在全球EMS(专业制造服务商)中几乎是霸主一般的存在。

富士康的成功自然离不开郭台铭孜孜以求的精细化管理，可其中也似乎少了那么些人情味，大麻烦随即而来。

2010年刚开年，深圳富士康出现了第一宗工人跳楼事件。

郭台铭起初并不在意，数百万的员工出现那么一两起想不开的自杀事件，实属正常。

万万没想到，随后短短九个月，接连发生了14起富士康工人跳楼事件。

舆论哗然，股价下跌，官方质疑，郭台铭也被整懵了。

郭台铭也不是没想办法，第五起自杀事件发生后，他就主动宣布全员涨薪，接着邀请媒体实地探访，还请来几位如花似玉的“**姐”在厂区四处转悠，充当心理辅导员。

这还不算，郭台铭还动用私人飞机从老家山西五台山请来三十位高僧给者做法事，自己还虔诚跪在一旁默默祷告。

可没卵用，没几天，又一位富士康员工跳楼了。

郭台铭长叹口气，只好采取了极其简单粗暴的办法，将工人宿舍大楼外统统装上铁丝网。

效果倒是立竿见影，跳楼的员工没有了，可深圳这年的铁丝也全涨价了。

撇开风水不谈，员工连续跳楼与富士康严酷的管理制度分不开。

据说，在深圳龙华，你只要看见哪个工人眼神迷离，一副没睡醒的模样，那准是富士康的员工。

从小接受军事化教育，又当过兵的郭台铭对富士康采取了一整套军事化管理，简单说就是从生活到工作全部流程化运行，把工人当“人形机器人”使用。

富士康的员工入职前都要军训，园区内的工作和生活必须按照富士康《员工手册》严格执行。

按照《手册》规定，工作时，无论坐着、站着，所有人都必须听着哨声统一行动，即使只是站着，也必须像军人一样站军姿。

流水线上的工人哪怕是简单的焊接工作，也有整套扫视、拿货、焊接及完结等程序要求，头部只需跟着作业左右晃动，绝不能四处乱看。

整套动作一天下来重复数千次，人不傻才怪。

厂区聊天会被警告、超过三次直接开除；上厕所不能超过10分钟……这样的规定在员工入职时就被严格灌输。

厂区内实行严格的上下级管理，通过不同服饰颜色，就能很明显看出他属于什么阶层，食宿到行走路线完全不同。

更绝的是富士康的宿舍安排，老乡和老乡绝不会安排同住一屋，怕的就是闲聊耽误工作，或者搞串联生是非。

除此之外，富士康工人不仅食宿全免，所有生活上的事情统统外包，洗衣、保洁都有专门公司承办。

倒不是富士康多心疼工人，而是这样可以省下无法控制的金钱和时间成本，让工人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管理层也不轻松，每天开会像开军事会议，战战兢兢不说，郭台铭还有自己一套“尿论”，时常教训道 “你的尿变黄了没？不黄？那证明你工作不够努力。”

这其实是郭台铭在和国外大品牌合作时学来的所谓“流程化精细管理”，也是今天流水线作业的基础原理，确保企业里每个人每个零件都符合工业化生产标准，可管可控。

问题是，国外的管理方早就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有些反人性化，已经通过大规模的设备升级，将人工变成了自动化作业，工人的权益也有切实的保障。

可到了富士康这里，数十年来就是贪图人工便宜，有意将原本应自动化作业的流程交由人工完成。

好好的大活人变成“机器人”，结果可想而知。

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富士康能长期价格上远低于竞争对手，是因为毛利低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

代工一部价值1000美金的iPhone，大头自然是苹果公司拿走，小头是日韩等零部件归生产商，富士康赚到的不到10美元，如果扣去经营成本，净利润可能还不到1美元。

这就导致平均毛利在3%左右的富士康若想经营下去，只能不断通过降低成本维持，羊毛出在羊身上，利润自然得从富士康的工人身上榨取。

深圳富士康成立时，台湾的人工平均是大陆的五倍，算上大陆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外资给予的各种政策，这才使郭台铭的成本能远低于同行。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即便富士康的管理再严酷，再不近人情，就在跳楼事件接二连三发生时，全国各地的富士康厂门口还是排满了长长的求职队伍。

因为相比其它企业，富士康的薪酬依然是最高，管理也最正规，想想也有些细思极恐。

事实上，郭台铭也有自己的考虑。

富士康的成功关键在于郭台铭的提出的“降低成本体系化”，全过程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也就是著名的“赤字接单，黑字出货”体系。

“赤字接单”是指以最低的价格从对手手里抢过订单，通过严格把控生产过程的精确度、设备运作的精准度，将所有流程全部拆解，层层考核管理。

分解后的步骤将成本控制提升到极致，最后达到客户满意，自己还能盈利的“黑字出货”的结果。

此外，当新的 科技 产品出现在市场时，郭台铭很少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是等市场规模扩大，产品体系标准化后，这才挥舞着战无不胜的价格大旗一举拿下。

不仅如此，拥有全球十多个研发中心，上万名研发工程师的富士康早已从单纯代工转入AI智能、5G通讯、精密制造等高科研领域，以技术碾压了无数潜在的竞争者。

在竞争残酷的商业环境中，“骁勇善战”的富士康也逐渐成为各地政府眼中能直接带动GDP的“香馍馍”。

在2018年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上，68岁的郭台铭表示：富士康产值占整个中国GDP出口的3.9，进口的3.6，占全国GDP近3000亿，下一步将努力提升到5个点。

这就难怪当富士康在2009年准备进驻河南时，河南省政府为了帮助招工，甚至专门下发文件，从县乡村层层分包任务招人，每个工人还能拿到200元政府补贴。

本来有媒体还质疑河南政府这是倒贴数亿来讨好富士康，可等富士康完成在河南诸多布局后，看见数字的人都闭了嘴。

2019年，河南的进出口总值，十年间从不到200亿人民币迅速提升为5000亿，富士康一个公司进出口额就占到了六成，河南顺利跨入全国外贸省份前十名。

四川也是如此，富士康进入后，四川全省货物进出口总值从不到1000亿提升到3000亿，成都富士康一家企业进出口金额就占到全省的19.2%。

昆山、烟台、重庆、贵阳等省市也通过引进富士康，不仅从进出口贸易得到了好处，城市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也得到相应改善。

不可否认，富士康的到来给各地不仅解决了就业问题，更带来了一系列的上下游产业链，当地的高新技术和电子产业迅速得到提升，直接改变了整座城乃至全省的经济生产体系。

因此，郭台铭无论去大陆哪里考察，当地一把手基本上都会亲自接见这位“财神爷”。

在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更是神一样的存在。

一面是他的话被当作语录张贴在园区每个角落，一面是每天有无数歌功颂德的人围绕左右。

如此一来，有些飘的郭董说出“富士康养活了不少大陆人”这样的屁话也不足为怪。

不管郭台铭创立的富士康有多厉害，他本质上还是个将利益放在首位的商人。

这两年，郭台铭紧随苹果等大公司的脚步，悄悄在印度和越南砸下百亿新建工厂，都是商人逐利的正常表现。

这位拥有数千亿身价的“财神爷”的感情生活也一样以善变和多彩多姿闻名宝岛。

2005年3月12日，太太林淑如因患乳腺癌去世。就在前几天，55岁的郭台铭刚刚当选福布斯榜单台湾首富。

可能感念苦熬了多年的太太没能见到这一天，郭台铭面对镜头，悲戚地大喊：“老天对我不公”。

当年为了感谢太太一路的相守相伴，郭台铭斥资数亿在捷克买下以林淑如英文名字命名的古堡，被传为佳话。

可惜结发妻尚在时，郭台铭就曾犯下 “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与金融公司一名女职员传出绯闻，闹得不可开交。

最后，还是林淑如忍痛和郭台铭联手以敲诈罪把对方送进监狱了结此事。

估计后来的吴秀波夫妇对这波骚操作心领神会，学以致用。

林淑如走后，郭台铭对媒体一再表示“太太不可替代”。

可俗话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太太走后的郭台铭仿佛放飞了自我，与众多女明星不断传出绯闻。

其中既有和他大跳贴身热舞的林志玲，也有与他十指相扣出席公众场合的刘嘉玲，至于其他一些十八线的小明星更是数不胜数。

一系列劲爆新闻惹得李敖老师都看不去，放话直言：“他扯女人没有水准，像发情的小动物。”

不管是不是逢场作戏，反正“二玲”自此从郭台铭的身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比郭台铭小24岁的舞蹈老师曾馨莹。

有趣的是，这位曾老师正是当年指导郭台铭和林志玲跳热舞的舞蹈老师，其中关系不禁让人想入非非。

2018年，68岁的郭台铭迎娶了44岁的曾馨莹。婚礼现场，老当益壮的郭台铭当场做了30个俯卧撑，“虎虎生威”地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

台湾媒体故意问郭台铭为何看上曾馨莹，他一脸真诚地说：“我从她身上闻不到钱的味道。”

这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不晓得林志玲和刘嘉玲等女明星听了作何感想。

当初的“小甜甜”，今天已是过眼烟云。郭台铭和女明星交往可以说是逢场作戏，可对自己一手打造的富士康帝国，那肯定是真爱。

虽然郭台铭从2001年起就表示要退休，可18年中，经历了员工跳楼、接班人弟弟病逝、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后，放心不下的他仍独自扛着富士康的大旗。

2019年6月21日，69岁的郭台铭终于宣布退休，将鸿海董事长一职交给了跟随几十年的刘扬伟。

从中国到美洲，再到欧洲、南美洲和非洲，富士康的工厂遍布大半个地球村，郭台铭一手打造的千亿帝国堪称华人中的商业奇迹。

很多人肯定会就此大谈郭台铭的格局和眼界，可事实上如果没有踏着大十年经济腾飞的台阶，享受着无数优惠政策和几十年的人口红利，郭台铭未必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站在风口的人可能会一飞冲天，也可能从云端突然坠落。

伴随大陆人口红利褪去，富士康赖以生存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急速萎缩，身边又多出像比亚迪和立讯精密这样闷声不响的竞争者，怎么可能让退休后的郭台铭感觉轻松。

离开郭台铭的富士康，何去何从仍需观望。

参考资料：

郭台铭与富士康，中信出版社

郭台铭管理日志，浙江大学出版社

创造奇迹的郭台铭，印刷工业出版社

郭台铭身上，承载着中国人的宿命，8字路口

郭台铭发家史，新民晚报

鸿海代工利润持续走低郭台铭提前打通业务链"最后一公里" ，IT时代周刊

代工王:郭台铭剑术和盾法，深圳特区 科技

文章作者简介：海边的风声君，这里有三局：商局、政局、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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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与政策论文

纵观当今世界想，形式与政策左右我们的发展，形势与政策贯穿我们的历史，国情科技，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放眼当今世界，众多发达国家，文化帝国—美国，动漫王国—日本，后起之秀韩国，连泰国也开始手可热，而我国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文化软实力虽然明显提升，但是“西强我弱”的局面却未根本改变。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也提出哟呵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我们广大青年更是应该增强使命感，挑起振兴中华的重任。

国家的繁荣富强，经济当然是排在首先的，“十二五”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同时，围成我们身边的物价上涨，房价居高不下，大学生就业形势严俊，也同时困扰着我们。经2011年的宏观调控，我国物价趋于稳定，但是上涨压力仍存在，一则是我国成本推动型通胀的长期性，二则存在隐性通胀压力，三则农产品价格仍会上涨，蜗居中的蚁族，80年的裸婚，所面临的压力社会实现贯穿着我们的生活，国家经济日越发展，但是人们的压力也日宜变大，大学生毕业就业难，有就业岗位供不应求，也有高不成低不就。但针对当前产业转移也为大学生就业带来了新的机遇。但作为当代大学生，必须先改变就业观，树立心的就业观，二，提高自身的素质掌握就业主动权，三，从“打工型”就业型向“创业型”就业改变，提高大学生就业已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国家正在做的，保证大学生就业。核电

再放眼当今世界，当今中国，我们比较关注的还有一个无疑是资源环境问题。中国仍是能源大国，但是人均能源量却是最低的，从世界看，我们的能源以石油为主，随着科技的发展，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以核能，太阳能为主的再生资源发展起啦，但仍以石油为主导。核能有危机，尤其是日本核电站泄漏后，更是引起人们的担忧，得到更大发展需要一点时间，而石油价格仍是面临上涨压力，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单位GDP能耗不断上升，更加重了能源供应的负担，南海和北极可能成为未来能源争夺的热点区域。据估，南海的油气存储量610亿桶，未发现油气资源540亿桶，而针对我国资源西亚北非局势的动荡已使中国能源安全面临风险，一来我国能源消耗量的不断升高，且能源进口高度依赖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中东国家动荡使我国面临油价上涨趋势，此外，中国在利比亚的投资前景并不乐观，中国企业一直积极探索和利比亚的合作，在利比亚后，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多个项目遭到袭击，造成人员的受伤，财产受损，目前中国核能发展相对较慢，可见，开发新能源，节约使用不可再生能源是我们的必选之路。作为一个公民，我们每个人都 应从身边做起，节约能源。

针对当前国际形势，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慢的稳定态势。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世人皆洞若观火。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国人皆知，无须赘言。中日之间由于政治领域矛盾重重、安全领域严重缺乏互信而陷入一种接近零和博弈的困境，而日本近年来日益膨胀的进攻型对外战略及在钓鱼岛、台湾等一系列涉及到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的问题上采取挑衅和进攻姿态，更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紧张局面和竞争关系。国家利益仍是当前的国际社会中指导国家行为的根本原则，外交政策是否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本国的国家利益是衡量一国外交是否成熟的标志。毛主席说过合作是斗争得来的，而不是让步让来的，当前中日关系的现实困境非中国单方面、也非一朝一夕所能扭转。　领土问题：双方各自都声明拥有钓鱼岛的主权，中方为了双边关系的大局，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然而日方的回应是逐渐加强对钓鱼岛的控制。钓鱼岛问题争执了这么多年，日方非常清楚中方的立场，但还是试图把对钓鱼岛的占领变成既成事实。在此问题上，从实践来看，“沟通”能起到的作用似乎也很有限。而且，“沟通”需要共同的价值观作为前提，很多日本人对于历史和领土的观念，和中国有着较大的差异，“沟通”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容易。例如一本学术书籍中提到一个案例，某专家在日本生活期间颇受一个民间团体的照顾，临回中国前，董事长为其举办了一个小型送别会，专家很是感动。在聊天中，董事长说，日本国土狭小，以后要多去中国旅行。当专家正要表示欢迎之意的时候，董事长接着说：“但是战前日本很大，有台湾、朝鲜、满洲，战败了，都没了。”专家的话当时就只好梗在喉咙里了。有这样的领土观念，“沟通”能起多大的作用，令人怀疑。中国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所以“沟通”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手段，这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看问题，有的国家认同的就是实力政治，丛林法则。如果这个时候再跟它讲些教条的仁义道德，就与宋襄公无异了。现实也很清楚，很多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树欲静而风不止”，不是靠“沟通”就能解决。

作为21世纪的大学生，我们更应该把握自己，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祖国明天建设添加砖瓦，更好的认识中国国情，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形势与政策》一书

沈家祯的生平经历

沈家祯居士于1913年生于杭州。其父，名沈钧叶（1884年－1951年），字馥生，15岁中秀才，入绍兴府中学堂。1905年，随革命先烈徐锡麟赴日留学，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并加入光复会。1907年，徐锡麟与秋瑾在安徽、浙江起义失败，遭逮捕处决，钧叶公也遭通缉，流亡海外。民国建立后，回国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长、政务厅长，1921年任浙江省议会议长，此后即回到家乡，致力于公益。

其母亲为虔诚的佛教徒，因此自幼信仰佛教。1937年，沈家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科，进入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工作。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派遣他至德国柏林采购机器设备，并担任中国政府与西门子电机公司的交涉代表。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欧战爆发，沈家祯为了让机器设备顺利运到中国，冒险留下，后取道挪威，于1940年才辗转回到中国，在上海与居和如（1987年－1988年）女士结婚，随后至昆明担任中央电工厂工程师，1941年，长女沈梅出生，同年，升任厂长。1942年，为了购买工厂机器，冒险飞往印度加尔各答，结识张澄基。1944年至重庆，任资源委员会副组长，次女沈蕙出生。

1945年，日本投降，至上海任资源委员会协调处代表。1947年，与交大校友成立人人企业公司，自美国及巴基斯坦进口粮食和麻布至中国。他并以自己的房子及财产捐助成立民生实验所，帮助谢毓缙教授在中国首次研制成功白喉疫苗。1947年，自资源委员会辞职，创办中国贸易暨工业发展公司。1949年，因国共内战，他将公司迁至香港，1952年，沈家祯全家由香港经英国伦敦，移民美国纽约。 移民至纽约后，沈家祯的全部财产皆因为国共内战而损失，全家挤居在纽约的狭小公寓中，他开始研发制作冰激凌的机器设备，准备以此谋生。但是因为一个机会，他与三名友人合资二千元美金，成立大西洋信贷公司，与美国怀特律师及他所在的美国凯德沃德大律师事务所合作，为土耳其政府谈成一笔预算2000万美元的轮船购买案，开始跨足航运业。

1955年，怀特律师邀请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凯斯（Roger M. Kyes）、美国律师安德森，与沈家祯一同投资成立特利尼提航运公司，由怀特任董事长兼总裁，沈家祯任副总裁。他们与美国海湾石油公司谈成一笔为期15年的合约，公司营运步入正轨。

此时安德森受美国艾森豪总统邀请，进入美国政府任财政部长。凯斯邀请当时刚卸任国防部长的威尔逊入股，将公司改名为奥斯维哥公司（Oswego Shipping Company），并兼并了美国海运船务公司（MTL）。

1964年，沈家祯建议公司加入北美五大湖航线业务。1967年，美国轮船公司（American Steamship Company, ASC）购并奥斯维哥公司，由凯斯担任执行长。不久怀特及凯斯过世，1970年，沈家祯成为美国轮船公司董事长兼执行长，主导公司走向。当时五大湖航线由加拿大主导，沈家祯以让美国得到五大湖航线的主导权为提案主轴，向美国联邦政府要求担保，向花旗银行贷款，以建立新船队。沈家祯在华盛顿奔走，与美国商务部谈判，最终成功取得五大湖航运史上第一笔由联邦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沈家祯以这笔贷款为基础，购买了两艘新船，成功打入了五大湖航线。

因为这个案子的成功，美国通用运输公司（General American Transportation Corporation，GATC）董事长汤普逊决定以5500万美元加30万股该公司股票购买MTL集团旗下的所有公司，但是条件是沈家祯必须留任美国轮船公司执行长至少五年。沈家祯宣布将他的部份股票，价值185万美金，捐助美国佛教会、华美协进社、及世界宗教研究院。

沈家祯留任执行长之后，仍然不断扩大船队。他提出了新的计划，将美国中西部的煤矿，利用船队运至东部，1974年，沈家祯建议通用运输公司投资1.25亿美元，在海湾造船公司建造巨型船坞，并帮助美国轮船购买新船。1976年，中西部煤码头正式启用，让每吨煤矿价格减少6美元以上，公司获利丰厚。但是沈家祯婉谢了通用运输公司力邀他出任MTL集团董事长的请求。

1980年，沈家祯退休，全力投入佛教的推广。 沈家祯居士在1960年开始，致力于佛教修行，并将他们在纽约博南郡肯特镇拥有的大片土地都被用在佛教推广之上，称呼它是庄严世界园区。

他所建立与推动的宗教组织，有美国佛教会、世界宗教研究院、译经院、大庄严寺等。

美国佛教会沈家祯居士自幼信仰佛教，1960年代，佛学家张澄基至纽约演讲，沈家祯与其为旧识，受其启发，决心投入佛教推广。1964年，与在旧金山弘法的乐渡法师，组织美国佛教会，由乐渡法师任首届会长。1965年，其妻子居和如女士在纽约布朗区购买了一栋办公大楼，捐赠给美国佛教会，建立了大觉寺，成为汉传佛教在美国弘法的重镇。圣严法师在当时也受到沈家祯居士的邀请，得以至美国弘法。1968年，沈家祯居士任美国佛教会副会长。

世界宗教研究院1970年开始，沈家祯居士在纽约州的威彻斯特郡创立世界宗教研究院，目的在培育发展世界各宗教的学术研究及弘扬其教义。以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及印度教等五大宗教作为优先研究对象，邀请学者研究及收集珍贵宗教手稿，并加以电脑化，建立目录、微缩胶卷、及CD-ROM，以利于宗教文献的研究及保存。1972年，与纽约州立大学合作，把研究院移至州立大学长岛石溪校区的梅维尔纪念馆五楼。

1987年，居和如女士罹患骨癌，1988年过世。为纪念其妻子，沈家祯将其妻子名下的财产，在庄严世界内捐助成立“和如纪念图书馆”。1991年，研究院迁址至纽约州博南郡肯特镇的“和如纪念图书馆”内。

译经院在1970年同时，他开始推动汉传大乘佛教经典的英译，经印顺导师协助，在台湾福严精舍成立译经院。由沈家祯居士任会长，顾法严、戈本捷居士任副院长，李恒戎、许巍文担任顾问。后由张澄基教授接任会长，英译《大宝积经》22卷，在美国出版。

1978年，由圣严法师出任会长，并将译经院迁至北投中华佛学研究所内。1979年，译经院改组，由中华佛学研究所接办。

大庄严寺1975年，沈家祯夫妇梦见一座庄严的寺院，决定将他们在纽约博南郡肯特镇的土地，拨出一部份捐给美国佛教会，创建大庄严寺。1976年由敏智、仁俊、圣严三位法师，率领纽约大学的学生，开始辟建寺院。大庄严寺由沈家祯夫妇捐助，贝聿铭负责设计，美国佛教会出钱出力，慢慢的出现了规模。

1980年退休之后，沈家祯在纽约博南郡肯特镇这块土地建立庄严世界，并致力于大庄严寺的建造。

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1994年，朱斐、沈乃宣、于凌波、郑振煌等居士在大庄严寺聚会，认为应该致力于推动佛经电脑化。在沈家祯的策划推动下，由佛学专家顾伟康教授及电脑专家张景全硕士主持，首先将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及各种《金刚经》的版本、注释加以电脑数位化。洛杉矶大觉莲社的创办人沈乃宣居士继而加入，号召义工，将《藕益大师全集》全部数位化。

同年，沈乃宣、张景文，陈君珩居士代表世界宗教研究院至台湾访问，得到中央研究院谢清俊教授、佛光山慈惠法师、谢玲玲居士，大愿基金会杨国屏教授等人的支持，组成中华电子佛典协会。1996年后，逐步将大藏经数位化。 沈家祯居士在2007年11月27日往生，享寿97岁。涅槃后得舍利子17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