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义汽车油价调整-北京顺义警方查获汽油

1.汽车电动车排名前十名

2.清华教授权：燃料电池商业化面临“三长两短”｜电动车百人会2019

3.如何在高密度城市中生存

4.有些出租车公司为什么不给出租车司机上社会保险

汽车电动车排名前十名

汽车电动车排名前十名：汉、蔚来ES8、小鹏汽车P7、唐新能源、蔚来ES6、小鹏汽车G3、欧拉好猫、Aion LX、几何A、宏光MINIEV。

1、汉

官方指导价：23.00-28.00万

级别：中大型轿车

比亚迪汉定位为品牌旗舰轿车，分别有纯电动ev和混合动力DM版本，两者在外观造型上有一定的差异，EV版本采用全封闭格栅，更符合纯电动汽车设计，线条凌厉，而DM版本则采用家族龙脸面谱。

2、蔚来ES8

官方指导价：44.80-62.40万

级别：中大型SUV

蔚来ES8是一款中大型纯电家用SUV，580公里的NEDC续航里程在这么多电动车里算是很高了，而且性能也非常强悍，百公里加速只要4.4秒。作为家用车，蔚来ES8主打豪华感和舒适性，与传统豪华车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3、小鹏汽车P7

官方指导价：22.99-40.99万

级别：中型轿车

定位中型纯电动汽车的小鹏p7整体外观设计比较前卫，前脸采用封闭式中网设计，和很多新能源车型一样，保持简约的设计风格。小鹏p7的内饰依旧和外观一样简洁，整体营造出更具家、更前卫的座舱氛围。最长续航里程达到706km，国内目前的顶尖水准，车主反馈实测可以达到600多公里。

4、唐新能源

官方指导价：19.78-35.99万

级别：中型SUV

30万内加速最快、最强豪华感SUV这些标签对于新款比亚迪唐新能源来说一点都不夸张，对于新款唐新能源来说，什么悬架质感、转向手感都是次要的，只要你上了车，充好电，它就是一台无情的加速机器，只管加速就好。

5、蔚来ES6

官方指导价：35.80-54.80万

级别：中型SUV

蔚来ES6是一款中型纯电SUV，相比ES8来说它的价格更加容易让人接受。感官方面，ES6的外观内饰都很有档次感，空间的表现也很不错。驾驶方面，蔚来ES6的感受会比较模糊，介于运动和舒适之间，这一方面仍需改善。续航方面比不上ES8，但也已经不差，430公里的NEDC续航里程足够在城市中行驶，5点多秒的百公里加速动力性能也很强悍。

6、小鹏汽车G3

官方指导价：14.38-25.78万

级别：紧凑型SUV

作为小鹏汽车的第一款上市车型，小鹏G3具有很多比较前卫的智能型的理念。它的外形比较时尚，配置水平非常高，最重要是价格低，获得了不少年轻互联网消费者的青睐。小鹏G3的搭载了145千瓦的前置电机，能够提供300牛米的扭矩，最高365公里的NEDC续航里程完全能够满足城市用车的需求。

7、欧拉好猫

官方指导价：10.39-14.39万

级别：小型轿车

从欧拉好猫身上看得出来，欧拉这次打造的是一款更全面的电动车，不再只是满足于“凑合着用”的电动车，但好猫的价位其实所面临的挑战也挺大的，如纯电高尔夫、思铭X-NV等等，所以就看这只好猫是不是只换了一身外衣、卖得更贵的黑猫白猫了，是的话可就不是一只抓住老鼠的“好猫”了。

8、Aion LX

官方指导价：22.96-34.96万

级别：中型SUV

埃安LX是广汽埃安基于GEP2.0全铝纯电专属平台打造的旗舰车型，其采用前后集成式双“三合一”高性能永磁同步电机、钢铝混合轻量化车身以及超低风阻设计等。其零百加速时间最快为3.9秒。特别是80版本车型，主打长续航，拥有650km的官方综合续航里程，与之带来的是与同级车型最有力的竞争武器。

9、几何A

官方指导价：15.00-25.00万

级别：紧凑型轿车

相信很多车友对于几何A已经非常熟悉，作为几何品牌下首款以国际标准打造的量产纯电轿车，在外观上可谓是赚足了眼球，其次内饰设计、科技配置以及行驶品质都可以说是自主新能源品牌的标杆产品，甚至可以说在产品特性上几何A已经超越了同级别大多数产品。

10、宏光MINIEV

官方指导价：2.88-3.88万

级别：微型轿车

自特斯拉Model 3国产以来，月销过万基本是基本常态，但7月上市的五菱宏光MINI EV打破了常局，8月销量突破1.5万辆、9月销量突破2万辆，成绩远超特斯拉，成为新能源销售榜龙头。

清华教授权：燃料电池商业化面临“三长两短”｜电动车百人会2019

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权演讲

国内对发展氢燃料电池车已部署多年，但正式进入商业化仍有一段长路要走。1月13日，清华工业开发研究院副院长权在参加中国电动 汽车 百人会论坛时表示，目前我国推动燃料电池商业化面临“三长两短”，建议对氢能和燃料电池 汽车 更加重视。

权表示，中国的经济正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经济质量增长的本质是全球产业链的破坏与重塑，在经济质量型增长的过程中，中国可以通过发展氢能，去创造新的巨大的产业链引领全球。

在提到发展氢能时，他用“三长两短”概括了产业面临的现状。即，我国有丰富廉价的氢能资源，巨大的商用车市场和很大的补贴力度。但同时，我国也存在产业链不完整、不配套，以及关键零部件和产品的差距大等问题。

权建议，要慎重稳健的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安全放第一，另外，目标一定要定得高。“我认为动力系统是可以做到每千瓦时60美金的，我把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所用材料重量算了一下，规模上去了就可以做到。”

今天我想说的是，燃料电池正式进入商业化阶段，它的路径和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第一，我们今天谈燃料电池 汽车 ，实际上高度我认为要拔高。

因为燃料电池 汽车 只是氢能源的一种实现形式，而氢能源将对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结构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氢能源将颠覆两个行业：一是会颠覆交通，交通里主要是 汽车 ， 汽车 占90%以上；二是会颠覆能源，因为可再生能源和传统能源的应用，中间氢能是最好的连接点。我国去年是82.7万亿的GDP， 汽车 和能源两个行业都超过了10万亿，再加上消费电子、房地产，四个行业是40多万亿，氢能将颠覆两个10万亿行业。所以，对氢能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还可以进一步强调。

第二，中国的经济正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

数量增长经济是长胖，今天不行了，长胖长不动了，于是我们就往产业链上游争。经济质量增长的本质是全球产业链的破坏与重塑，就是要破坏这个产业链中间的核心部分了，然后进行重塑。

中国能不能创造新的巨大的产业链，去引领全球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像高铁这个体量不大的领域我们就做到了，这件事情引领了全球。中国这么大的消费市场，什么产业链是可以的呢？答案就是氢能。

氢能的影响会涉及到全球GDP超过1/4的额度，所以这个产业链是推动我国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同时继续和全球进行分工与分享的领域，就是不用打仗的领域。所以，我们在传统产业链上是非打仗不可的，但是氢能产业链上一定会引领并吸引全球合作的。

全球的合作我们靠什么呢？第一，靠我们并跑甚至领跑的技术，第二，靠我们巨大的市场规模。要从能源的角度去看待氢能，不能仅仅从 汽车 这个交通工具的角度去看。如果从能源格局的高度去看待氢能的话， 汽车 只是一部分，包括燃料电池电堆，比如怎么规模化，规模化的重点不在 汽车 上，重点在储能，一个中型风电场的储能所使用的燃料电池功率总量相当于1千辆公交车，1千辆公交车多费劲，但一个风电场的市场更容易开拓，更容易规模化。所以我觉得，从燃料电池规模化降成本的角度、可能储能更重要。

中国发展氢能，特别是燃料电池 汽车 ，我们有“三长两短”，我们有三个长处是外国人没有的：

第一，我国有丰富廉价的氢能资源，这是非常适合于我们引领全球的。

我到日本、韩国、德国、挪威、加州这些地方去看加氢站基础设施的时候，大约他们平均氢气的最低使用成本8美金，加氢站还不挣钱。中国的工业副产氢气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做到了4美金交给用户，制氢、储氢、运输氢是可以挣钱的，全环节都可以盈利的。4美金就是30元人民币，40元人民币和60美金的油价等同，30元人民币就意味着比柴油要便宜了，今天是可以做到的。仅仅一个氯碱行业100万吨的工业副产氢气，可以供200万辆 汽车 使用。氯碱算小的，还有焦化厂、钢厂，我们现在大量的石化厂的脱氢装置，更加巨大。

我们最近派了16个人、两个组进驻京东、进驻菜鸟等物流公司来研究氢能在物流车的使用场景，究竟切入口在什么地方。

调研的结果：第一是物流车；第二是公交车，公交车拉动力没有物流车大，碎片化的政府市场不好做。第三是增程式的小轿车，就是出租车的增程，平时都是用电，跑长途或者某一个关键时刻起动氢能源，因为他们的换车点几乎很固定，有少量的加氢站就可以了。第四是大卡车和固定区域车辆。我们有巨大的商用车的切入口，这个切入口也是没有一个国家拥有的。我们刚刚调研完，像京东在北京有4个分拨中心，比如顺义的分拨中心600多辆物流车，一个加氢站可以每天2吨的氢气用量，这样的加氢站怎么能不盈利？商用车这个巨大的市场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有的。

第三，补贴力度很大，我自己觉得现在的技术水平基本上可以让FCV燃料电池 汽车 和普通的物流车、公交车几乎等价了，再过两年，如果补贴不变也许会倒挂起来了。

“两短”主要为：

第一，产业链不完整、不配套。中国的氢能是从小公司开始的，几乎全是初创企业，从技术部门发动的。现在大企业进来时间还很短，但是日韩是大公司发展的，所以我们的产业链不完整、不配套，成本降不下来，一个进口的空压机几乎相当于人家整个动力系统的成本，这是不可以的。

第二，关键零部件和产品的差距大，动力系统的膜电极，空压机，氢泵以及储氢瓶，加氢枪和软管等加氢站的关键部件都是进口过来的，高压氢用材料这些东西都没有进行深入研究，安全性隐患巨大。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的氢能源太热了，我们一定要慎重稳健的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安全放第一。第二，目标一定要定得高。

我认为，动力系统是可以做到每千瓦时60美金的，我把燃料电池动力系统所用材料重量算了一下，规模上去了就可以做到；第二，铂载量，我们做商业化的不怕铂载量大，因为铂是可以不卖的、可以回收的、是硬通货，可以用融资租赁方式解决的。

能源现在已经到4美金了，所以燃料电池成本目标对大规模商业化非常重要的，这个目标就是到了这个阶段，就可以不要补贴了，我们不需要补贴依然可以商业化，那时候氢能将飞速发展。

如何在高密度城市中生存

如何在高密度城市中生存？

从地形图上可以看出，香港主要面积都是绿色的，只有九龙、港岛北部、大屿山填海区的新机场是集中建设用地，?

其他新界的新市镇点缀在绿色之中，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深圳连绵不断、大片的建设用地。

香港人从不讳言称自己的地方为“弹丸之地”，事实上，香港的陆地面积只有110公里，相当于北京16400平方公里的6.8%，大致与一个顺义区或大兴区相当，也大约是怀柔区或密云县的一半。截至2012年底，香港拥有常住人口717万人，相当于北京2069万人的三分之一强。也就是说，按照城市总面积计算，北京和香港每人平均土地分别是792平方米和155平方米，前者是后者的5.1倍。

而在香港110公里的陆地面积中，林地、草地、湿地、水体和农地占了836平方公里，即75%以上，扣除一些不可利用土地，剩余可供建设的面积只有约263平方公里（这其中还包括了6公里的填海区），折合每个人36.7平方米；而根据清华和中科院一项关于城市扩张卫星遥感的研究表明，截至2010年北京的建成区已经达到2400平方公里，折合每人约116平方米，按照规划，到2020年北京的建设用地总量是3817平方公里，折合每人212平方米，是香港的5.8倍。

在地区分布上，目前北京朝阳和海淀两个区每人平均占地约130平方米，东城和西城的密度最高，相当于每人占地42.7平方米，而香港九龙区每人只有22.3平方米，最密集的区域----旺角区，每人只能分到土地7.7平方米，相当于北京东城和西城的18%，朝阳和海淀的6%。

在北京，住宅的容积率一般在2.0至3.0之间，大多以封闭小区的形态出现，在大家的心目中，容积率超过3.0就不宜居了，因为会出现塔楼而非纯板楼；而根据香港的法定图则，港岛住宅的容积率是8-10，九龙是7.5，新发展区也有6.5，重建项目则可能更高，可见香港的容积率相当于北京的3至4倍；另外，香港的住宅大多以街区的形式存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区花园，街道的宽度与北京相比也要小得多，住客一出楼门就是市政道路，从而腾出更多的道路来容纳建筑物。

目前，香港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住在政府公屋中，户型最大的69平方米（以使用面积计算，下同），最小的只有8.2平方米；以中国建筑国际在启德机场原址上建设的启晴邨为例，最小户型14.1平方米，可供1-2人居住，每月租金909港币，最大的37平方米，为两卧房单位，可供4-5人居住，每月租金2387港币，即使这样的房子也得轮候至少三年才能获得资格。除了政府公屋之外就是私人开发商开发的屋苑，也大多以小户型为主，据统计，全港只有约10%的住宅单位大于100平方米，即所谓的“千尺豪宅”；但这些豪宅绝非普通人所能承受，如港岛区2011年100至160平方米之间的户型，成交单价是每平方米16.8万港币，即一套100平方米的公寓均价约为1680万元。绝大多数人的住房条件都不宽裕，三、四口之家住40-50平方米是很常见的。

香港的住宅一向是挑战密集症患者的理想素材

对于如此挤迫的空间，我们内地人会觉得不可理解，大多会对香港人报以深切的同情和怜悯，甚至有一些内地的政府官员原本是来取经的，但看完之后往往会觉得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人们会好奇：在这高密度的城市之中，这日子有法过吗？他们会不会被憋屈？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自杀率，香港2011年的自杀率约为十万分之11.8，国际平均水平为十万分之10-11，台湾为十万分之14，中国大陆为十万分之23（非官方统计，因官方数据欠奉）；从人均寿命来说，香港2011年平均寿命82.8岁，为全球各国和地区第二、华人地区第一（中国73.5岁，位居全球第83位）。当然，这些事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至少说明空间狭窄并未使香港这些指标相对其他地区显著恶化。

今年春节前，我从香港飞北京，距离上次回家已有两个半月，出机场的第一感觉到就是北京特别的空旷；进了小区，总觉得在我家那栋楼和前面楼之间完全还可以再塞进去一栋；进了屋子，以前感觉太小的书房也不觉得狭小了。那些高个子、大胖子的老外也能在香港生存得更好，说明了人们的适应能力是强大的，包括对空间大小的适应能力。

回到北京，就回到那个宏大的城市尺度中，无论是户内、小区还是道路，而且会自动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立即停止步行，上车，开始在各条环路上狂奔。当然那只是在过年期间，在正常状态下，空间是宽阔的，但道路是阻塞的。在高密度的发展模式下，城市空间是令人压抑的（尤其是在仰望的时候，虽然这种机会并不多），但你也会发现虽然道路不宽，交通却并不拥堵，除了一般人很难承受的自驾车，你有更多的出行方式可选择：步行、地铁、公共汽车，快捷、舒适而又不失尊严。

让我们假想一下，如果通过提高容积率、降低套均面积和压缩道路用地等方式，将北京的人口密度提高到原来的四倍，那么所占用的土地面积也就会缩小到四分之一，当一个圆圈的面积缩小到四分之一的时候，圆到圆心的距离也会缩小到原来的一半，于是就会带来很多改变：第一，原来必须开车或者坐车的目的地（如商业、医院、**院等公共设施），就落入了人们的步行范围，借助每个人都有的最环保的交通工具即可出行；第二，地铁或公交运营线路的长度缩短一半，减少了人们的乘车时间，同样多的车辆和司机可以加密开行班次到原来的两倍，从而减少了等候时间，每辆人的乘坐人数减少，从而提高乘坐的舒适度；第三，当更多的人选择步行或公交，放弃自驾，需要占用的车行路面更多地让给公交，公交更加准时、舒适，狭窄的道路也让步行更轻松；第四，利用高密度的客流，地铁、公交本身成为一项赚钱的生意，赚钱就会有竞争，从而改善服务，尤其地铁还可与零售业、服务业互动，获取利益的同时也改善候车环境，同时政府不再为公交投入巨额补贴，间接为纳税人节约了开支；第五，由于高密度的发展，车位配比严重不足，停车费（我见过80港币一小时的）、停车位价格（一个100万以上的很多）高昂，再加上高油价（目前约每升16-17港币），压制小汽车的增长。

从数据上看，2011年北京日均公共交通客运量为1964万人次，平均每人每天0.97次，而香港同期每天约1200万人次，平均每人每天1.7次，是北京的1.75倍。其中的差异去了哪里？我们看看机动车，北京拥有498.6万辆汽车，相当于每4人拥有一辆，而香港只有62.4万辆，相当于每11人才拥有一辆。由于北京的城市框架大，机动车可以在21300公里的道路上奔跑，而香港只有2086公里，相当于每公里公路上的车辆分别为234辆和299辆，似乎前者平均每公里上的车更少，但是当这些8倍数量的车集中奔向单中心的城区和环路的时候，拥堵程度的差异就不难想象了。此外，北京拥有出租车6.6万辆，香港只有1.8万辆，平均每辆车分别服务313人和398人，但叫出租车的成功概率后者要远高于前者，原因在于出租车在北京仍然行驶着上下班的通勤功能，尤其是对那些车辆被限行的司机。

据统计，香港约九成人使用公交通勤，这一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比例，其背后是城市高密度发展模式带来的公共交通的规模经济，高密度缩短了居住点与活动点的距离，人们很容易利用公交来往，从而与交通服务商产生良性的互动，提高了系统的经济效益，降低了社会的投入。

香港自开埠以来，来自中国内地的移民一波接一波地到来，人口数量呈现持续的增长；尤其是1945年后的内战，使香港人口增长到1950年的200万，此后在国内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大量人口逃港，这使得香港始终存在人口膨胀与土地资源稀缺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采用高密度发展的策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解决大量人口的住房与就业问题。事实上，如果不采用这一策略，城市的边界将被无限制扩展，更多森林都将变成“石屎森林”，很多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将被破坏。而到今天，高密度策略的实施成果之一，是城市留下500平方公里的“受保护地区”，其中包括24个郊野公园和22个特别地区。

香港郊野公园分布图，郊野公园占据了香港40%的陆地面积，而且与各居住、商务活动区联系紧密。?

这些郊野公园在北京也都有，但不一样的是在北京要开上一小时的车才能到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从住处快速抵达，而且是真的郊野而非人造公园。以湾仔区为例，从任何一个地方出发，人们都可以步行几分钟至十几分钟即可上山，在长达50公里的港岛远足径上暴走，欣赏山峰、林地、水塘（即水库）、岛屿、迂回的海岸线和丰富的植被，在自然中走上一整天，安全且没有机动车的打扰。而港岛径仅仅是四条远足径中最短的一条，最长的达100公里，此外还有无数的家乐径、郊游径、自然教育径等等供人们选择。

1970年代，香港开始实施新市镇发展计划，在新界形成了荃湾、沙田、屯门等九个新市镇，将制造业向新市镇转移，为当地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到2010年新市镇人口约330万，占香港的47%，香港从以港岛和九龙传统市区为单一中心的集中式城市转型为多中心的城市格局。这些新市镇均建在郊野公园附近，十几分钟就能从城市达到郊野，同时在新市镇内设立必要的商业及其他公共设施，方便居民就近使用设施，也减少对外的交通流量。

在高密度的城市中，人们虽然没有了房间内的入户花园，没有了封闭小区的大园林，但为人们留下了大面积的森林和保护区，让人们在这里释放高密度带来的压力。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小”其实是“大”，城市占用土地小了，保留的自然就变大了，人们的居所小了，但是活动空间变大了，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双腿走得更远；相反，“大”也可能是“小”，城市大了，大自然变得遥远了，马路宽了，可以行走的范围却小了，要么困在车里堵在路上，要么宅在大房子和小区花园里。

公共设施的充分利用是高密度城市的另一好处。由于高密度往往伴随着街区的存在，所以人们一下楼往往就是底商，一方面方便周边人们享用（虽然高峰时段也往往需要排队），另一方面人气鼎沸也提高了使用率（如食肆的多次翻台）。在这里，餐厅很少有包间，即使有，其尺度也远远小于国内那些具有仪式感的豪华大包房，以至内地来的政府官员多半会有被怠慢的感觉。有些小巷子的酒吧，座位少人多，客人就站在街旁边喝边聊，却也成为步行者眼中的独特风景线。内地那些聊胜于无的小区会所，大多数状态下被空置，游泳池停运，而在这里会所往往经营良好，因为房子小，人们许多内化的功能如接待、聚会等都在外化了，住户在会所享受到良好的服务，发展商还能赚钱，资源在这里得以最大化地利用，空间的商业价值也因此最大化。

在北京，自从离开大学后几乎就没去过图书馆。一是觉得很遥远，要到最熟悉的北图需要太长时间，最近的区域或社区图书馆则不知何往，二是觉得手续繁杂，进图书馆跟进衙门的感觉差不多。目前，在北京共有25个公共图书馆，相当于82万人一个，而弹丸之地的香港则有67间公共图书馆，相当于10万人就有一个，而且与居民的距离非常近，甚至一个小小的南丫岛上都有两个，在大部分地区走路就可到达最近的图书馆，管理上也相当人性化，没有门槛，让你觉得不去看看书都会不好意思。每个区域都有球场等体育设施，大多也可走路到达，所以诸如修顿球场之类的使用率很高，不像北京那些集中、大而无当的体育设施，冷冷清清，拒人于千里之外。

港岛区的公共图书馆分布图，从港岛最东头到最西头约14公里，人口最集中的北部地区有14个图书馆，平均每公里一个。?

其中：C代表中央图书馆；M代表主要图书馆；S代表小型图书馆；小车代表流动图书馆。

上帝每关上一扇门，就会为人们打开一扇窗。所以在高密度、紧凑型的都市中，上帝不能给大家宽裕的房子，但为大家打开了一片更大的天空，让人们走得更远，看的更多。相反，上帝让人们享受宽敞的个人小空间，就要让他们忍受拥堵的交通、污染的空气和低劣的公共服务，其实与上帝有什么关系呢，这只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已。香港人除了调侃自己是“弹丸之地”，往往还会加一句“香港是个神奇的地方”，城市选择了自己的发展方式，人们就会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没有一种选择是十全十美、只有优点没有缺点的，对于特大型城市而言，高密度、紧凑型可能是城市化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选项，只是我们自己（包括政府和民众）都没想明白，也没做好准备。

有些出租车公司为什么不给出租车司机上社会保险

2月28日，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张伟在广播上听到一条消息：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三部门负责人表示，全国各地将逐步推行出租汽车企业员工制经营模式，代替目前承包挂靠制；同时还将普遍开展以车辆承包费用(即“份子钱”)、社会保险、劳动收入、休息休假等为主要内容的工资集体协商。

那一天，张伟和往常一样，凌晨4点钟起床，坐两个小时公交车从顺义到城里交班拿车，开车开到下午1点左右，正是犯困的时候。本来已经昏昏欲睡的张伟，听到“份子钱”三个字顿时精神了起来。

开了近10年出租车的张伟觉得，无论是企业员工制还是承包挂靠制，都是要交份子钱的，如果份子钱真能跟公司协商有所降低，日子会好过一些。

但直到3月5日，张伟也没从公司方面听到任何好消息。

张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北京出租车司机本来准备在2月27日和28日举行罢工，因为油价一直在涨，份子钱却一直不降，出租车行业越来越不好干，但后来罢工并未成行。

“出租车行业的问题远不是员工制、工资集体协商可以解决的，当前出租车行业存在的份子钱高、黑车多、出租车司机频频罢工、打车难等问题的根源，在于出租车行业数量控制、准入限制等管理体制导致的行业垄断。”长期关注出租车行业改革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由晨立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份子钱背后的垄断体制

“份子钱已经从以前的1000多元涨到了3200元(张伟是双班司机，双班车每车每月向公司交份子钱共6400元；其所在公司单班司机每车每月交份子钱5000元左右)，油价也从原来的每升三四元涨到将近每升8元，但收入却没有相应增长。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脑子里就要算一下，交给公司3200元的份子钱挣够了没有。一个月拉活的钱，1/3交给公司，1/3是油费，剩下的1/3才是纯收入，也就3000多元。所以基本上一个月有一大半时间是白干的。”谈到份子钱，张伟不由地激动起来。

和张伟一样，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的出租车司机都要向公司交份子钱，而这和当下的出租车经营模式有关。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出租车行业的经营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公司经营模式，也称承包挂靠制，即出租车经营权(即平时所说的牌照)归公司所有，由公司买车把经营权承包给个人，个人每月向公司上缴份子钱和管理费，或由个人出钱买车、一次性支付牌照费(经营权使用费)后挂靠到公司名下，每月只向公司上缴管理费；一种是个体经营模式，即政府把出租车经营权直接授权给个人，个人经营的收入扣去油钱、修理费等，都归个人所有。

“目前全国大部分城市都是公司制模式下的承包挂靠制，新入行的出租车司机并没有太多的选择，一般只能选择向出租车公司承包经营权。温州则是少数推广个体制模式的城市。”由晨立说。

在张伟眼里，那些为数不多的个体出租车经营者太幸福了，他们每天只用工作五六个小时，就可以赚取跟张伟一样的收入。

1993年以前，对出租车牌照的审批并无限制，各地出租车行业迅猛发展，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司机收入下降、交通拥堵等负面问题。随后各地开始对出租车行业进行严格的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纷纷停办出租车企业，并停止向个人发放牌照。紧接着各地政府又推行公司制、规模化运营，随着公司之间不断的兼并，原有的牌照资源掌握在少数大公司手中。

2004年，建设部《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各地政府相继发文确认了出租车行业作为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实行特许经营，并继续以特许经营的名义对出租车行业进行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

法治周末记者查阅各地出租车经营权出让的相关管理办法后发现，在出租车经营权的取得上，出租车公司几乎占据了垄断地位。一方面，出租车经营权基本均由出租车公司取得，公司只需向政府缴纳每车每年5000元至15000元不等的使用费(北京等少数地区实行无偿出让，出租车公司无需缴纳使用费)，而出租车司机交给公司的份子钱却高达每月每车3000元至5000元。另一方面，对于少量、新增的出租车经营权则会通过拍卖或招投标的方式有偿出让，而由于种种限制性条件，出租车公司之外的个体经营者很难获得竞标资格。

同样长期关注出租车行业的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文认为，由于对出租车行业实行特许经营，进行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出租车公司对出租车的经营权形成了垄断性占有，出租车公司在用较少的钱获得出租车经营权后，就可以不劳而获地坐收高额份子钱，而在底层拼命工作的出租车司机却只能分得很少利润，这也是导致出租车司机对公司不满的重要原因。

既得利益者阻碍行业改革

对于现行的出租车管理体制，研究人士多有微词。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曾经把北京出租车行业描述为“富了公司，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

对此由晨立表示赞同。

“出租车公司利用垄断地位获取收入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出租车公司的运营成本很少有公开数据。2006年北京市出租车运价听证会期间，出租车企业提交给听证会代表的一份审计报告，其中列举了驾驶员工资、车辆折旧费、五险一金、管理费等13项开支。只是出租车公司可以通过会计手法增加经营成本，比如说支付场地费、员工工资等，公司甚至可以把利润做成负值，以偷税漏税，这对国家来说是很大损失。”由晨立说。

由晨立认为，正是由于数量控制和准入限制，单个的出租车司机在跟拥有大量牌照的出租车公司对话时处于弱势地位，在承包费、管理费等方面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只有拼命工作以换取跟工作量不相符的收入；同时政府又对市场上的出租车数量进行限制，近年来向市场上新投放的出租车非常少，而城市居民对出行服务需求越来越多，从而导致了打车难、黑车多等问题的出现。

“现行的出租车行业管理制度造就的行业垄断，是造成当下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改变这个体制，推行''员工制''，份子钱、劳动收入等进行工资集体协商，并不一定能真正实施下去，整个行业的面貌也不会有所改变。”由晨立补充道。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年来各地也相继针对出租车行业进行了一些改革，比如上海市曾降低份子钱以减轻司机负担；宁波市为了防止市场炒作出租车牌照，制定《宁波市客运出租汽车营运权价格评估暂行办法》，规定凡进行继承、转让和交易的出租车，必须到政府指定的出租车营运权价格评估交易中心进行评估；温州市率先抛弃承包挂靠制而推行个体制。

但由晨立认为，这些改革和三部门最近出台的政策一样，均未触及出租车行业的核心问题，相反，温州市的个体制模式还衍生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温州的出租车牌照由于稀缺性、且可以抵押到银行进行贷款，导致牌照成为资本炒作的对象，牌照价格曾一度飙升到140万元，而温州推行个体制时，牌照用3万元即可买断。

“要改变出租车行业的现状，一定要打破数量管制和准入限制。这个观点我们提了很多年，但行业的改革一直推动不下去，究其原因还是跟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有关。”由晨立分析道。

由晨立对全国多个城市的出租车行业进行过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发现有些城市的政府部门和出租车公司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触动现行体制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出租车公司的利益。

“即便管理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的利益没有捆绑在一起，现在那些大的出租车公司也有阻碍行业改革的利益冲动，他们合力也会对政策产生影响。”由晨立说。

由晨立甚至认为，出租车司机本身也是既得利益者。出租车司机之所以对黑车的存在这么不满，并且因为黑车的存在闹罢工，归根结底还是因为黑车的出现分割了他们的利润，一旦把这个行业推向市场，可能对现有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造成影响。资料显示，早在2009年，北京黑车总量就达到7万辆，已经超过正规的出租车数量(6.6万)。

而出租车司机的数量又很庞大，据统计，我国目前有8700多家出租汽车企业，有100多万辆出租车、200多万名出租车司机。

“出租车司机群体一旦对制度改革不满，很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这可能也是政府尚未推行改革的一个顾忌。但我们不能因为改革有风险，就拒绝改革。”由晨立认为，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弥补因改革对出租车司机群体乃至现有出租车公司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比如在出租车行业市场化之后，国家就不用每年对该行业进行补贴，以往每年60亿元的油补就可以省下来对先前进入的行业者进行一定的补贴。

打破垄断后的制度设计

打破数量控制后，出租车行业应以公司制的模式经营，还是个体制的模式经营？出租车的价格是否还要跟现在一样进行政府定价？

欧爱文认为，一旦破除了准入限制和数量控制，是以个体化的模式运营还是公司制的模式运营就不再是问题，这两种模式也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就像开餐馆一样，可以有小饭馆也可以有大饭店。

业内有一种观点是，公司制优于个体制，因为这样可以降低政府部门的监管成本。

但欧爱文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合理，个体制运营的出租车司机由行业协会进行监管，这并不会增加管理成本，相反由于行业协会对出租车业的性质更为了解，监管起来或许会更加得心应手。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余晖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前北京的1000多名个体出租车司机就是由在北京市私营个体经济协会下属的出租车分会进行监管，改革推行以后，也可以照此思路进行管理。

不过欧爱文和由晨立都认为，由于出租车行业涉及公共利益，政府不能把行业完全交给市场，还应对出租车司机的技术水平、出租车的安全性能等涉及公共利益方面进行干预，制定相应的从业标准。

在把整个行业推向市场之后，欧爱文认为也应改变当下对出租车行业的统一定价机制。

“不同等级的服务应该有不一样的价格。不过为了避免漫天要价等情况的出现，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可以由政府制定指导价，制定一定的价格区间，允许出租车公司或行业协会根据不同时段的油价、不同的服务等级等进行价格调整。但一定要在出租车的醒目位置明码标价。”欧爱文说。

扩展阅读：保险怎么买，哪个好，手把手教你避开保险的这些"坑"